同心战疫 共克时艰 宗教界抗疫主题书画作品选登(二)北大核心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我国各宗教积极响应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号召,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信心、同舟共济、团结一心做好抗疫工作,展现了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家国情怀,诠释了我国宗教界的新时代爱国精神。     

肺腑之言铸造民族精神,赤子之心弘扬家国意识——《念奴娇·追思焦裕禄》的一种解读

读习近平同志《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一词,颇引人深思,静心玩味,不忍释卷,既而再读,感佩于心,震撼之际,觉有言不吐不快。该词虽为当时作者的感怀之作,但其旨意深邃高远,艺术表现继承经典而又不乏创新,用真情铸造不朽的民族精神,坦陈爱民忧国、勇于担当的治世情怀。言出肺腑,情真意切,朴素大气,意象独特而鲜明,格调新颖而豪迈,可谓托旧制而巧抒时代精神的佳作典范。     

社会德教——儒家的过去和未来

<正>一先秦至汉初,一些学者把孔子儒家看作诸子百家之学。《韩非子·显学》、《吕氏春秋·不二》、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三书皆重视儒家,却都把儒家与其他各家并列,没有说明儒家在中华文化传承中的特殊地位。独有孟子指出了"孔子之谓集大成"的贡献,说明儒家不是一家一派的学说,而是对夏商周三     

现象学视域中的董仲舒哲学——论张祥龙先生的董仲舒研究

张祥龙借助于现象学对于董仲舒哲学进行了别开生面的研究,对于重新理解董仲舒的思想有极大启发。这种方法的核心是强调儒家思想的时机化的天道主义。根据张先生的理解,法家认为政治的核心是权力,通过人性恶的假设重构了以拥有权力的君主为核心的人与人之间固定的和邪恶的关系。董仲舒哲学进入到纯境遇的终极处,认识到权力的源头,他的受命、更化、改制之说,最终必须在天人相与之际的语境中得到理解。张先生对通三统做了全新的解释,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仁爱之心的推扩。董仲舒的阴阳五行学说根本上是它们的相互交通与生动的作用,只是董仲舒一定程度上把它们分开了。董仲舒的名号学说强调名号来源于天,如诗如乐,而又效仿天地、阴阳流动不羁的运势。     

从剡溪石城解码佛教中国化的基因图谱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主要在西域来华的侨民中流传.对于中国人来说,当时的佛教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洋教(“胡教”).直到魏晋玄学兴起之后,主张一切性空的佛教“般若”思想也被归为“玄远之学”,引起了文人士大夫的重视,信奉佛教成为“好乐玄法”的风流雅事.东晋时期佛教般若学“六家七宗”各思想流派的勃兴,使得佛学进入中国主流文化...     

家内关系的伦理辩证

中国传统伦理价值体系下的家内关系就其所体现的伦理精神而言,是一种类似于黑格尔家庭法哲学中“爱的辩证法”的个体与实体相统一的伦理关系。在这种家内伦理关系中,“实体性的同一”是贯穿始终的基本法则。在夫妻关系中表现为由“别”而“合”“不同而一”的伦理结合,在父母子女关系中呈现出生身养育、报本反始的伦理施报结构,在兄弟姐妹关系中达成了友爱平等的伦理平衡。然而,夫妻关系中的“别”“异”、父母子女关系的“异形离质”、兄弟姐妹关系的“分形连气”都表明家庭伦理精神的“实体性的同一”内在地存在着“伦理性的裂解”的结构特征与现实可能。这种家内伦理关系所体现的个体与实体的辩证运动为家庭精神及其现实形态的历史演绎提供了逻辑前提和动力支撑。     

孔子家族志编纂体例的嬗变

历代孔子家族志的编纂体例呈现出清晰的嬗变痕迹。孔子家族志的编纂发轫于宋金时期,在体例上多采用平目体。明代孔子家族志的编纂体例逐渐由平目体厘革为纲目体或二体并用的结构体式,逐渐走向成熟与完备。至清代,孔子家族志编纂体例又有所创新,鼎新"志"体,采用"一志一卷"类目结构,并嵌入"考"体裁的运用。孔子家族志的编纂体制对颜、曾、孟等其他圣贤家族志书的修纂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因此对孔子家族志编纂体例嬗变的梳理与研究,有助于推动孔子家族史和儒学发展史的深入研究。     

曾氏家族志编纂考述

自曾子五十九代孙曾质粹于嘉靖年间奉诏东归嘉祥故里、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搜辑曾氏文献、弘扬曾子思想以敦宗睦族即成为曾氏翰博的中心任务。由此,曾氏家族志的编纂成为辨证曾氏后裔世系、激励子孙、光大宗圣德业的主要途径。明万历二十三年至清光绪十六年间,嘉祥曾氏《宗圣志》共经历四次编修。一是万历二十三年李天植纂修《曾志》,二是崇祯二年吕兆祥重修《宗圣志》,三是乾隆四十六年曾毓墫编撰《武城家乘》,四是光绪十六年王定安编辑《宗圣志》。通过考察曾氏志的编纂历程、体例沿革及其长短得失,不仅可以了解曾氏家族志的具体状况,也可借此了解曾氏家族的千年变迁史。     

唐人注疏引《孔子家语》平议

从注疏入手是梳理《孔子家语》“伪书”说发生发展脉络的可行之路。唐代“三礼”注疏对《孔子家语》评价的高低取决于与郑玄《礼》学的契合程度,《毛诗正义》对《孔子家语》的评价与《诗》学内部的毛郑之争相关,这二者均是“疏不破注”的学术家法观念的反映。相比之下,“三礼”注疏与《毛诗正义》之外的唐人注疏对《孔子家语》秉承更为客观理性的态度。概言之,唐人注疏中对《孔子家语》的负面评价大部分是基于礼制问题而产生的。唐宋易代,礼学自身的关注视域发生变化,对《孔子家语》的关注焦点,从经典内部之歧说造成的礼制争议,转移到《礼记·中庸》的分篇上来。在此背景下,王柏正式提出《孔子家语》“伪书”说。     

“父子相敬”与“父子相亲”——“哪吒”背后的古今人伦

从《封神演义》到《哪吒闹海》,再到《哪吒之魔童降世》,哪吒的形象不断改变,其中反映出的人伦关系也发生了"古今之别"。《封神演义》更强调"父子相敬",并由之与古典政治相联通;《哪吒闹海》则突出"师"的地位,注重"师"对青年的引导;而《哪吒之魔童降世》则反映出当代家庭伦理的基本样态,更强调亲子之间的"亲",追求纯粹的"爱","敬"则从家庭关系中隐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