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心学的形成机缘及其时代特色

心学是一种典型的主体性思潮。对于心学的命题 ,与其从它的理论师承与学派共性中分析 ,不如从其主体的生存境遇中揭示。因为正是具体的生存境遇 ,才包含着其主体思想的真实寓意 ,从而也包含着其学派的真正秘密。由此出发 ,本文依次分析了有明三代心学———白沙、阳明和泰州 (心斋 )不同的形成机缘及其演变轨迹 ,从而以一个侧面集中剖析了明代社会思潮的矛盾运动 ,揭示出明代心学的时代特色     

湛甘泉道统观辨析

宋儒倡导的道统,在元明时期成为学者必须面对的问题。甘泉以"大道为公"批评宋元人的道统观,以此为自己的道统论说留下地盘。从默识之道到随处体认天理,心与事应然后天理现,这是甘泉道统论的理论真谛。道统的传承建立在"心学"的基础上。圣人之学是心学,天理则是千圣传心之要法。他敬象山却不愿接续象山的学脉,因为象山学"独立高处""主内太过",违背了程学内外体用合一的中道。他所认同的,是他自己经由白沙而上接程颢的道统谱系。     

黄宗羲对阳明心学的定位

黄宗羲作为王门后学的一名得力干将,同时也是与王夫之、顾炎武齐名的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他集"王门后学"与"明末启蒙思想家"的身份于一身,对明代阳明心学有着特殊的情感和定位,这一定位即"立心学为圣学"。在尊崇与维护阳明心学的基础上,黄宗羲不仅对阳明心学和释老之学做了区分,而且还努力为"王门四句教"辩难,试图从"心即理"的命题出发,划分儒释之界限;也试图通过重新理解"四句教"的涵义、置疑"四句教"的出处,以剔除"四句教"对阳明心学的负面影响。黄宗羲对阳明心学的定位,不仅充分显示出其本人的学术好尚,同时也反映出其作为一名学术史家在一定程度上对明代学术领域中阳明心学、程朱理学和释氏之学的论断和评价。     

论明代关学与朱子学之关系北大核心CSSCISSCI

明代前期,关学以程朱学为宗,恪守主敬穷理之传,并继承张载之学读经重礼的传统,其思想资源主要是来自河东的薛瑄之学以及本地的三原学派。正德、嘉靖年间,随着阳明学的兴起,为关学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但这一时期阳明学在关中的传播还主要局限于渭南一带,关学的主流仍然是以吕柟、马理等人为代表的朱子学,他们坚守程朱,从各个方面对阳明学进行了批评,并影响了此后数十年间关学发展的基本趋势。朱子学在关学中的主流地位一直持续到晚明万历初期,冯从吾用理学传统的体用方法建构起以心性为本体,以学问为工夫的新的思想体系,将朱子学与阳明学统一起来,从而完成了明代关学对二者的吸收与融合。     

陆九渊心学源流辨析

陆九渊创立的心学体系是与他的为人之道相关的。而孕育他成长的陆氏家学也是以人生践履为起点。陆氏家风,笃实严谨。他们对当时的士风颇为不满,所以其为学不是以科举中榜为目的,而为履于日用,指导人生。陆氏兄弟没有直接的师承,他们自相师友,相互提携。他们以对社会和家庭的责任感作为根底,在日用人生中相互影响,并注重对心与理关系的体悟。可以看出,陆九渊在这样的学习氛围和家庭背景下生活,其心学思想产生并不是偶然的。陆九渊心学是在与朱熹理学的争辩中形成自身特色的。朱陆是理学家,又是哲学家,确立理学伦理本体的价值原则是他们的目标,而对于“理”的哲学建构,本体思考,只是他们建构理学的思维手段。对于理学主旨他们是明确的,而对于各自的思维逻辑、哲学背景却只能处于不自觉的状态中。因此在辩论中他们不可能将为学方法上升到哲学观点上去加以自觉的认识,也不可能从逻辑上对于自己的哲学思想给予圆满的说明。这就是“无极太极”之辩没有从理论上焕发光彩的原因。尽管如此,作为后来的研究者,我们却不能不尽力去发现他们争论的理论价值,只有这样,才能找到理学发展以及心学产生的内在动因。     

退溪与阳明:朱熹哲学的不同走向

陈荣捷先生曾从儒学的整体发展上把理学看作一大模式,认为从广义上可以把朱熹也看作心学,从朱熹到王阳明,亦是理学的发展进程。退溪学对理学的发展不仅是继承朱子,亦可以说是以阳明心学的传播及对阳明心学的批判为中介。退溪学与阳明学大约处于同时代,面对朱子学在明初以后向着心性道德之学发展的形势,及提出的理论课题,他们从不同方向上发展了朱子的心性之学(或可从广义上称为心学)。阳明学走了体用合一之路,他以“一性”消解心、物对立,将外物移至心中,以期杜绝士大夫外事物以求理的“口耳之学”;而退溪学走了体用重整之路,他分析理、气,心、性,心、理之不同,在“心统性情”的基础上主“性情理气分发”说,侧重理、气在性中及情中的分别。退溪的“四端七情”说是坚持朱子的以“理”为本体的路线,而对朱子心性学的发展,也是对宋明理学乃至东亚儒学发展的贡献。     

论王恩洋对冯友兰《新理学》的批判及其对现代中国哲学发展的意义北大核心CSSCISSCI

上一世纪40年代,王恩洋曾撰《新理学评论》一书,对冯友兰新理学的理气与真际、阴阳与天道、道德观与圣人观诸内容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二人的分歧既是佛学与儒学的分歧,也是宋明以来心学与理学的分歧的继续;既预示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心理合一的发展方向,也表明了道学和哲学在方法论和学术指向上的差异。冯友兰具有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使道学或者广义地说儒学、传统哲学转型为以西方哲学为典范的现代哲学,王恩洋缺乏这种意识。但是,儒学转型后也失去了它的成圣指向,欲纳成圣于哲学之中,便不可避免地形成矛盾;成圣的儒学和思维的哲学各行其是,或许是未来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可取的方向。     

熊十力心理学思想初探——从熊氏由佛入儒的心理学思想路径谈起

熊十力早期研究佛教心理学,他采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对佛家唯识学进行诠释,首次提出“阿赖耶识”及所含藏种子相当于精神分析学所说的“潜意识”。不过他认为佛家的“阿赖耶识”有宗教“神我”观念,而儒家的“本心”更能够洞彻心源。在对佛家唯识论的心理学思想扬弃和抛却后,熊十力回归到儒家心学体系中构建其“哲学心理学”。熊氏心理学思想虽然在中国现代心理学史上没有什么地位,不过放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来看,也会绽放出与众不同的心理学思维火花。     

精神哲学与知觉性理论——徐梵澄心学思想述论

徐氏的精神哲学,以心的知觉性为基础,在一定意义上,即是心学,或心的哲学。相比而言,如果说黑格尔的精神哲学是人的哲学,徐梵澄的精神哲学则突出心的哲学。徐氏这一哲学注重精神体验和精神修为,关注转化生命气质,与纯粹哲学并不相同。而且其体系不仅重视个人的心,也重视宇宙的心,超越了以人为中心的启蒙思想。这一体系在中国思想史上,自觉继承陆王学派,属于20世纪广义的现代新心学的范围,其思想与现代新心学的其他思想家多有相通之处,对于自觉接续心学哲学作为精神人文主义的基础的发展与努力,具有借鉴的意义。     

“论道稷下:儒家工夫论”工作坊会议综述

“工夫”作为宋明儒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儒者日用常行间对修身达圣、齐家治国的追求起着关键的作用。于他们而言,工夫是贯通天人的实践法门,若工夫到处,则万事皆安。如程颐所说:“修养之所以引年,国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于圣贤,皆工夫到这里,则有此应。”自宋明至今,对于工夫的研究络绎不绝,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关于工夫论的探讨已经成为了一大热点,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成果上都有诸多的突破,但是其中依然存在着一些不足或问题。鉴于此,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主办,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沈顺福教授及其所带领的团队承办的“论道稷下:儒家工夫论”工作坊会议,于2019年12月20日至22日在山东大学召开。四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收到论文二十余篇。与会人员就儒家工夫概论、儒家工夫论与先秦思想、程朱理学工夫论、陆王心学工夫论、明清儒学工夫论、儒家工夫论与西方思想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气氛热烈,各抒己见,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兹将会议学术研讨主要内容综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