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子先提述的参与者在可提取性上的优势现象

下述五个实验就汉语句子成分（包括句子的参与者及其动作）的提述次序对其可提取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１）句子先提述的参与者比后提述的参与者容易被提取,提述的次序对参与者的可提取性有明显影响。（２）先提述参与者的这种优势与句子呈现的方式有一定的关系。（３）在系列呈现的条件下,先提述参与者的易提取性与探测词呈现的延迟间隔有关。（４）在系列呈现的条件下,参与者以名词形式出现时,被试的反应速度较快,而参与者以名字的形式出现时,反应则较慢;在同时呈现的条件下这种差异基本消失。（５）句子参与者的行动（即句子的动词）的提述次序对其可提取性也有明显的影响,说明提述次序对句子成分的可提取性的影响,不只限于句子参与者本身。     

绝对音高加工的认知神经机制

绝对音高(absolute pitch,AP)是一种比较罕见的音高加工能力,具有特殊的认知和神经机制。事件相关电位研究表明AP音乐家进行音高命名时,工作记忆参与较少但涉及多个认知策略。功能神经成像研究发现左侧额叶背侧后部和左侧颞叶平面对AP音乐家非常重要,而准AP音乐家(quasi-AP)的某些右侧脑区的参与则反映其增加的音高加工负荷和难度。结构神经成像研究发现AP音乐家具有特殊的灰质结构形态及白质连接。未来研究有待将AP能力进一步分为"具有相对音高能力"与"没有相对音高能力"两类并观察相应的认知神经机制,并通过影像基因组学来探索基因多态性对AP能力的影响,以及有必要观察以声调语言为母语的音乐家进行音高加工的神经机制。     

生存结构与心灵境界——面向21世纪的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可视为一种“生命哲学”或“生存哲学”,它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生存结构”或“生命结构”,而这种生命结构本质上又体现为阴阳结构.阴阳结构或阴阳范畴,从其内容来看,其实也就是中国人的心灵结构,同时也是我们的心灵境界,体现了一种生命关怀或“生命忧患”意识;从其形式方面来看,则是一种“结构思维”方法。当今人类面临着许许多多紧迫的世界性、全球性问题,以《周易》哲学为代表的中国生命结构哲学或许能够给我们以相当的启示.答案就是;多元一体,共存互补。     

初中生家庭功能类型与其价值观形成的关系探讨

采用亲密度与适应性量表中文版（FACESⅡ-CV）和价值观自测问卷对259名绍兴市区初中生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1）亲密度高、情感联系强的家庭更容易形成符合社会规范的价值观,而情感联系弱的家庭容易形成自我中心的价值观;（2）适应性强、应变功能高的无规律型家庭有利于自律、内控的自我导向价值观的形成,并对从众型和冷漠型价值观的形成具有抑制作用;（3）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功能水平和踏实型价值观类型存在显著的正相关,适应性功能水平与功利型和冷漠型价值观类型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新生市民主动发展倾向对城市生活适应性的影响: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

为探究主动发展倾向和社会支持对新生市民城市生活适应性的作用机制,本研究构建了结构方程模型.采用两个自编量表和一个现成量表,运用两阶段抽样调查法,在作为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的重庆市范围内,对已经取得城镇户口的新生市民进行问卷调查,获得有效样本322人.对采集的数据运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7.0和AMOS18.0进行数据分析和模型检验.结果表明,城市化新生市民的主动发展倾向和社会支持均对新生市民的城市生活适应具有显著影响,其中,社会支持在主动发展倾向对城市生活适应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当代德性伦理学:模式与主题

对于德性论的研究,在中西伦理学研究中都是一个热点问题,但这一流派的主旨意趣、根本特征、逻辑框架、呈现形态如何,对之却仍然缺少一个全局的把握,德性伦理的类型学(taxonomy)与方法论研究就很有必要。本文试图为此做一点准备工作,分析了当代西方德性论主要是在21世纪的新进展,提出这一流派呈现出多元、丰富的研究局面,在研究主题上不断深化,范围不断向政治哲学与应用伦理学拓展,形成了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斯多亚主义、情感主义、尼采主义等理论模式,围绕德性自足性、德性与规范、德性与知识、德性与情境之间的关系展开了充分讨论。当代德性论所呈现的多元局面,根本上植根于人性以及人类生活的丰富性。     

从范式更替到结构转型:当代中国宗教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进程

近年来国际宗教社会学界经历了一场由宗教市场理论引领的"范式转换",对中国宗教社会学领域产生了较大影响。本文回顾了宗教市场理论范式的主要研究成果,梳理了对国内外相关的研究反思,指出与西方学界相比,当代中国宗教社会学经历的不是简单的、替代性的范式更替和转换,而是以本土化修正为基础搭建起来的多元复合式的结构转型。中国宗教社会学者应立足于本土宗教信仰的现实状况和结构特性,对西方的理论范式进行积极地扬弃。借助研究领域、方法论、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的本土化结构转型,中国宗教社会学者或可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宗教研究的本土化进路。     

城镇化与移工福传

中国社会以城镇化作为发展前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逐步发生转变,而移工1,即从农村到城市工作或生活的这群人,成了城镇化发展的推力,同时跨越了城乡分离结构,也改变了传统的社会人口结构。中国教会应抓住历史契机,转变以农村为主的牧灵福传模式,而以城镇牧灵和福传为主,特别将基督的爱散播于移工,而移工的福传将会拓展城市教会工作领域。一、中国社会的时代处境1.城镇化时代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     

体现着人权诉求的消费者权益

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讲,义务与责任几乎是伦理、道德的同义词,因此,谈到消费伦理,在过去人们马上会想到勤俭节约的美德.而今天,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消费者勇于维权的表现已经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价值观念变革的一道重要景观.现在再谈及消费伦理,自然会将消费者的权益维护作为整个消费伦理阐释框架的基石与出发点.而这一消费伦理研究视角的明显变换,实际上折射出了正在迅速发生着的中国社会道德思维结构从以义务为本位到以权利为本位的巨大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