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雍和宫的新春“法舞”

每年农历正月三十,新春之际,是北京雍和宫一年一度打鬼的日子。中午时分,雍和宫里鼓乐齐鸣,打鬼仪式开始。僧人们敲着锣鼓、吹着长号,由喇嘛扮演的天神戴     

形制与图像:莫高窟第100窟设计思想探源

五代时期敦煌石窟艺术是在承袭晚唐范式的基础上适应时代、逐步发展的.莫高窟第100窟作为曹议金夫妇功德窟,本文通过对晚唐及五代以来敦煌石窟形制与壁画布局的分析,探寻第100窟形制和图像的设计思想渊源.     

昙曜兴佛及其历史地位

昙曜在北魏佛教发展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文成帝的支持下,昙曜通过开凿石窟、改革僧官制度、新设寺户和撰译佛教典籍等实践活动,不仅实现了他“弘教护法”的愿望,而且又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些在中国佛教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天龙山石窟隋代中心柱窟空间构成思想分析

相较于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敦煌石窟和麦积山石窟的闻名于世,被盗凿严重的天龙山石窟长期以来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但2021年初天龙山第8窟“佛首”的回归,使它再度引起了世人和学界的关注。天龙山石窟始凿于东魏丞相高欢“霸府”晋阳城时期(534-550),高欢在此建避暑宫并依山开凿石窟,就此展开天龙山延续一千多年的人文历史。     

建筑、镇地习俗与木橛:关于印藏两地橛型器遗存不均衡的探讨

橛是一种常见于喜马拉雅地区的密教法器,其存世量大、材质多样,在造型上亦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藏密传统多以为此类法器源于印度,但在今日印度,类似的橛型器却并未在考古材料中有所出现。针对这种遗存数量的高度不均,本文试从技术史的角度提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通过考察橛型器在材质及仪式功用方面的演进,尝试解答其在印、藏两地遗存不均的现象,也能同时深化对两地橛型器在历史与宗教内涵上差异的认知。     

蒙古人与五台山文殊信仰

蒙古人与五台山文殊菩萨信仰,依据文献来分析,从元朝忽必烈与藏传佛教萨迦派高僧八思巴开始,之后明清至今,兴建有蒙古僧众为主的寺院,如菩萨顶、罗睺寺、镇海寺、瑞应寺等。着重对忽必烈和八思巴与五台山的关系;三世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与五台山的关系;宗喀巴大师与文殊菩萨、大威德金刚的关系;五台山瑞应寺与察汗殿齐呼图克图的殊胜关系,以及五台山其他蒙古僧众为主寺院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和研究。     

甘肃永登鲁土司妙因寺与《金刚鬘》教法在安多的传播

一、鲁土司及其相关藏传佛教寺院永登妙因寺位于甘肃省永登县西南大通河畔的连城乡。此地古称"庄浪",位于乐都县北,与明初安多地区最大寺院瞿昙寺所在的湟水流域仅一山之隔,为地处蒙古与藏区之间的战略要道。明洪武初,蒙古原属阔端(Go tan)后裔的当地望族脱欢(Tho kan)归附,至三世,因迭有战功,"业可比周公",赐姓为"鲁",为鲁失加(?-1447),汉名鲁贤,成为明廷于西北边陲、世守庄浪卫的土司。[1]     

马年说马——藏传佛教艺术中的马头观音及崇马习俗

正走进青藏高原,细心的游客兴许会看到无论是在雪山垭口,草原湖泊,还是在寺院、村庄,藏族人都喜欢在高高的山顶,或是房前屋顶装饰上色彩斑斓、艳丽夺目的五色经幡——风马旗,在高原灿烂阳光和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在春夏秋冬的四季轮回中,呼呼作响,迎风飞舞,亘古不断。那是雪域高原最生动、最亮丽的一道风景,她默默地传递着藏民族对于宇宙天地,万物神灵,以及对于"马"的赞美与崇敬之情。     

《文殊说般若经》的内容、特色及流传CSSCISSCI

《文殊说般若经》在般若类经典中特色鲜明,它在强调般若的同时,也强调禅定,主张"甚深般若"与"一行三昧"的结合,这与南北朝后期佛教界提倡"定慧双修"的新趋势非常契合,因此,此经译出后,逐渐受到佛教界的重视,与《摩诃般若》一起成为最流行的般若类经典。隋唐时期《金刚经》的流传更为普及,一些重要宗派的创始人都很重视《金刚经》,天台智、嘉祥吉藏、牛头法融都有《金刚经》注疏。特别是禅宗神会以《金刚般若经》取代《文殊说般若经》。神秀门下,也都适应这一趋势,以《金刚经》作为般若经的代表。此后,中国佛教主要笼罩在禅宗之下,《金刚经》便成为最为流行的般若类经典。     

北京雍和宫的金刚驱魔神舞北大核心

北京雍和宫每年正月底都要举行跳金刚驱魔神舞的活动。今年的法会于3月15日（农历正月三十）在雍和宫举行,来自国内外的众多朝圣者和游客,纷纷到雍和宫来烧香、礼佛,观赏金刚驱魔神舞。雍和宫天王殿前．悬挂起4米多高的巨幅唐卡。当天下午3时仪式开始,随着铿锵有力的鼓乐声．身着金色盔甲的四大天王出场．立于舞台四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