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基督教圣经诠释管窥北大核心SSCI

伴随着大学在欧洲的出现,修道院的圣言诵读逐渐被学院的神学课程所取代,这使中世纪成为圣经诠释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本文以中世纪基督教神哲学家圣维克多的休、阿奎那与波纳文图拉为代表人物,综述他们对教父释经传统的继承,包括评注圣经书卷的原则和方法。他们的圣经诠释显然是围绕神学框架而展开,但是,随着亚里士多德哲学与阿拉伯思潮的引入,以及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系统化,圣经诠释亦呈现出新的历史特点。     

道教词典

寇谦之(365—448) 原名谦,字辅真。祖籍上谷昌平(今属北京)人,因难徙家冯翊万年(今陕西临潼北)。北魏南雍州刺史寇赞胞弟。少修张鲁之术,服食饵药,历年无效。十八岁师成公兴,从之入华山、嵩山学道七年。魏明元帝神瑞二年(415),托言太上老君授他“天师”之位,赐《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令他“清整道教,除去三张(张陵、张衡、张鲁)伪法。     

论《管子》的法、术、势

《管子》是法、术、势相结合思想的重要提出者和理论构建者。法是《管子》治国的基本理念和重要举措,《管子》主张用法来维护君主的统治,管理民众,禁止奸邪。术包含心术、法术、权术等,是君主治国的策略和手段,它有助于维护君主的势,保障法的贯彻执行。势具有形势、趋势、权势等不同含义,作为政治术语,其实质是君王的权力,它来源于尊卑有序的等级秩序,通过法的贯彻实施而得到彰显。《管子》主张法、术、势相互为用,从而保障君主权势的巩固,法令的贯彻以及民众的治理。     

“宗教中国化”义理沉思

"宗教中国化"可谓一个弥久且常新的重要课题。关于这一课题,以往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历史考察,本文基于现有的研究成果,力图展开义理探讨。在笔者看来,"宗教中国化"主要内含三重义理,即真正融入"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这里指出的"三重融入",其理论内涵就是国际学术界在全球化时代所深切关注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社会认同";就这"三个认同"的逻辑关系而论,"文化认同"又被视为"根本的认同"。因此,本文着眼于"宗教中国化"的三重义理,注重作为根本原则的"文化认同",致力于论证两个基本命题:"宗教中国化"既是符合世界宗教史的发展规律的,更是合乎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的。     

费隐通容《五灯严统》的毁板与日本重刻

在明末清初禅宗史上,围绕费隐通容<五灯严统>而引发的诤讼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严统>掀起的波澜已成历史陈迹;关于其功过得失,古人许多评论,足供来者吟味.本稿主要通过综合考察费隐通容与其法嗣隐元隆琦的相关事迹,阐述<严统>成书、毁板、日本重刻的具体细节,分析其流传过程,也揭示费隐与隐元之间的师徒情谊.     

孔孟仁孝观与宋儒的重医倾向

本文认为仁孝观是孔孟儒学的重要内容。它强调孝为仁的根本和实质 ,而仁则为孝的直接与具体的体现。孔孟还把治病救命的医学知识也包涵在其仁孝观念中 ,这对后人是一个重要的启迪。宋代诸儒在创立理学的过程中阐扬、发挥孔孟仁孝观 ,并援医入儒 ,出现了明显的重医倾向。宋儒这一学术倾向在封建社会后期产生广泛的影响 ,其进步意义尽管值得肯定 ,但同时也有一定的负面作用     

论《韩非子》法家思想的内在理路及其与儒道的关系

韩非著《韩非子》书,世谓集法家思想之大成,以法、术、势三个原则定之,实际上,首先是势,也就是君王的权势,这是韩非认为国家衰弱的根本原因,就是国君无势,大臣夺国,只顾私家之利益,于是国弱兵疲,只能等待被瓜分或歼灭而已。国君要有权势,就需要有御下之道,关键是行法,统一各种事物的做法,并附之以严格的赏罚,赏罚二柄在手,这是术,国君就有了虎豹之势,而臣下人民只能听命于他,则一事权,统百官,摄国力,便无畏于强邻环伺了。《韩非子》书中不少对儒家的批评,但笔者认为,法家对儒家的批评,都是概念上的错置与误用,假仁假义假贤假儒者多,但不能以现实上的伪儒以为真儒与真儒学而批判之,儒法两家都是国之利器,必须互为融通。《韩非子》书中有对老子的吸收,事实上,道法两家性格不同,法依君王说,道依臣下说,君王之"无为"为不显露己意之隐匿之举,老子之"无为"为不驰骋私欲而关爱众人以团结人心而成就大事,实有别矣。儒法有正面冲突,但可实际融通。道家庄子与法家就绝对背道而驰,道家老子与法家也是性格不同,但可相融,史上有"黄老道家",实际上是老子的臣下谦和之道,与法家的君王御下之道的结合,也就是把老子臣下的无为智慧,转化为法家君王的无为之术,是为道法家。可惜,历史上的韩非,对于真有黄老智慧的政治家行径反而不契,对于伪儒又多批判,因此行文中显出了许多有待商榷的观点,本文则一一予以澄清。     

道教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评《中国重玄学》

1993年秋,人民中国出版社向社会推出了一本关于道教思想史论方面的新著——《中国重玄学》(作者卢国龙)。“重玄学”,这是个使一般读者感到陌生的学派名称;即使是研究哲学思想史及道教史的学术界,曾有所涉猎、关注及此的人,恐怕也为数不多;至于对它有深研、卓识的人,便更为寥寥了。然而,它确是哲学思想史上被忽略了的一个环节,是道教思想上被忽略了的一个重要思想学派。也就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