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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表达抑制调节负性情绪的男性优势——来自事件相关电位的证据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生活经验和文献证明,男性相比女性有更少的情绪表达行为。据此,本研究假设表达抑制进行负性情绪调节具有男性优势,而采用认知重评调节时可能没有该性别差异。在不同的实验阶段,被试分别采用自由观看、表达抑制和认知重评策略观看负性情绪图片,同时记录事件相关电位(ERP),以及使用各种策略之后的主观情绪体验。结果表明,采用表达抑制和认知重评调节情绪后,被试报告的负性情绪体验没有出现男女差异。然而,对ERP晚期正电位(Late Positive Potential,LPP)的统计分析发现,LPP的中期(2000~3000 ms)与晚期(3000~4000 ms)波幅均出现了调控策略与性别的交互作用。对男性而言,负性图片诱发的LPP波幅(2000~4000 ms)在表达抑制条件下相比自由观看条件出现显著降低,但女性没有出现上述效应。此外,在LPP各个时间窗口,采用认知重评策略进行情绪调节时均无显著性别差异。上述结果表明采用表达抑制策略进行负面情绪调节时,男性具有相比女性更好的调控效果。这提示男性比女性更适合采用抑制情绪表达的方式进行日常情绪管理。这种性别优势可能来源于社会对男女性性别角色的不同期望。 相似文献
82.
以伴有单发性童年期情感忽视(CEN)和无任何童年期创伤经历的大学生为对象,借助问卷和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技术考察单发性CEN对大学生情绪调节能力及丘脑静息态功能连接的影响。结果发现,忽视组情绪调节更困难且更少使用重评策略,丘脑和背外侧额上回的功能连接更强;跨组分析中重评得分完全中介丘脑功能连接对情绪调节困难的影响。结果提示,单发性CEN可能诱发成人期的情绪调节困难,而丘脑自发活动的改变可能通过影响重评策略而影响其成人期情绪调节能力。 相似文献
83.
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优于表达抑制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Gross提出情绪调节产生于情绪发生的过程中,主要有两种普遍的调节策略: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本文探讨了这两种策略在情绪反应和神经机制上的异同,以及二者对认知活动造成的不同影响。与表达抑制相比,认知重评能更好地降低情绪体验,减少生理反应和交感神经系统的激活,降低杏仁核的激活水平,并对认知活动不产生影响;而表达抑制虽然能够降低情绪行为,但生理反应和交感神经系统的激活却增强,而杏仁核激活水平并未降低,且干扰认知活动的完成。神经病理学的证据进一步表明,相较于表达抑制,认知重评能更好地调节情绪,有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 相似文献
84.
对于文本信息检索,用户都希望从被检索出来的前N篇文章中得到更多的相关信息。本文介绍一个基于文档重排列的中文信息检索系统。为了通过重排列初检索文本来提高检索结果的精确率,该系统按照初检索结果中前100个排列文档中的关键词的分布对结果中的所有1000个文档进行重排列。实验中使用NTCIR-3正式的中文测试数据作为测试集,结果表明,该系统对中文文本检索精确率的提高取得一定的效果。 相似文献
85.
86.
本文旨在对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种常用情绪调节策略的自发脑网络特征及认知神经活动进行深入探讨。研究采集36名在校大学生的静息态和任务态脑电数据, 经过源定位和图论分析发现节点效率与两种情绪调节显著相关的脑区, 以及脑区之间的功能连接。研究结果表明, 在使用认知重评进行情绪调节时会激活前额叶皮质、前扣带回、顶叶、海马旁回和枕叶等多个脑区, 在使用表达抑制进行情绪调节时会激活前额叶皮质、顶叶、海马旁回、枕叶、颞叶和脑岛等多个脑区。因此, 这些脑区的节点效率或功能连接强度可能成为评估个体使用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调节情绪效果的指标。 相似文献
87.
“义利”是儒家的道德原则,也是重要的实践原理。儒家学者不仅在理论层次上辨析“义利”的具体含义,更在具体的历史行动中应用此一原则。在具体的历史情态下,由于实践主体不同的历史处境、历史意识,导致他们对“义利”的分判有所差异。唐代维州事与牛李党争这一朋党事件有关,其义利表述夹杂了“朋党”因素,司马光在评价此事时由于其当代史处境,认同了牛僧孺的表述,而胡寅、朱熹等则从“理势”的分析出发,不认同司马光的观点,认为不能从言辞表面来分别义利,王夫之更是指出不能以一时的历史处境来规定普遍的道德原则,但由于明末清初的特殊背景,他又坚持认为不能对夷狄讲信。对维州事的评判展现出儒家原理落实于具体历史情境中的复杂性,展示出原理与历史的互动关系。将儒家原理从历史中抽离出来,就可能导致原理的教条化,失去思想的活力。 相似文献
88.
情绪调节能力是维护个体心理健康和生活幸福的基本能力。认知重评创造力是个体面对负性情境时能够自发产生多种认知重评策略的能力,是情绪调节任务中的创造性行为。研究表明,认知重评创造力与发散性思维和开放性正相关,与神经质、特质愤怒无关;创造性的认知重评策略或运用隐喻和类比的高水平认知重构更有利于负性情绪的调节;创造性的认知重评可以通过基于杏仁核的显著情绪唤醒,基于海马的新联想形成和基于纹状体的精神奖赏的中介来调节情绪,从而产生可以保存在长时记忆中的新颖的、积极的情绪体验。上述结果支持认知重评的创造性重构理论。认知重评创造过程需要自上而下的认知控制和情绪表征的特定执行功能。未来研究可以扩大被试群体,完善认知重评创造力的测量方法,探索影响认知重评创造力的情境因素和内在因素,以及进一步揭示认知重评创造力区别于传统创造力的特别加工或反应机制的神经机制。 相似文献
89.
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