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调节效应的方法学研究

在心理学和其他社科研究领域, 大量实证文章建立调节效应模型, 以分析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是如何随着调节变量的变化而改变。过去10多年, 调节效应分析成了方法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从显变量的调节效应、潜变量的调节效应、多层数据的调节效应、基于两层回归模型的单层调节分析、纵向数据的调节效应、调节和中介的整合模型六个主题系统地总结了国内调节效应分析的方法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最后对调节效应的未来研究方向做了讨论和拓展。     

提取过程越久记忆保持越好吗？材料难度的调节作用

提取练习效应揭示了提取对记忆保持的关键意义;学习时间分配的有关研究表明提取练习效应的大小可能与材料难度有关。两个实验探讨了提取时间与材料难度对提取练习效应的影响：实验1采用2（提取时间：短,长）×2（材料难度：容易,困难）的混合设计,5分钟后测查记忆保持水平。实验2采用类似设计,将最终测试间隔延长至24小时。结果发现,⑴ 延长提取时间均提高了记忆成绩和记忆保持率。⑵ 即时测试条件下,提取时间较短时,不同难度材料的记忆成绩差异不显著;提取时间较长时,困难材料的记忆成绩高于容易材料;困难材料的记忆保持率在不同提取时间下均高于容易材料。⑶ 延迟测试条件下,无论提取时间长短,困难材料的记忆成绩及保持率均高于容易材料。研究表明,延长提取时间对提取练习效应的影响受材料难度的调节;情境背景和必要难度是解释该调节作用的可能理论框架。     

阅读方式和学习次数对中文词汇的产生效应影响的发展研究

产生效应指朗读单词的记忆成绩要好于默读单词的记忆成绩。采用“学习-再认”的实验范式,以小学三年级、小学五年级、初一、初二和大学生为被试,采用2（阅读方式：朗读,默读）×2（学习次数：1次,3次）×5（年级：三年级,五年级,初一,初二,大学）的混合设计,探讨中文词汇产生效应的发展特点。结果发现：（1）年级的主效应显著,大学生的记忆成绩显著高于三年级、五年级和初一学生的;五年级、初一和初二学生的记忆成绩显著高于三年级学生的;（2）阅读方式的主效应显著,朗读的记忆成绩显著高于默读的;（3）学习次数的主效应显著,3次的记忆成绩显著高于1次的;（4）阅读方式和年级的交互作用显著,在朗读的记忆成绩上,小学三年级的与大学生的差异显著,但小学五年级、初一、初二学生的和大学生的差异均不显著,说明朗读的记忆成绩在小学五年级趋于成熟;在默读的记忆成绩上,小学三年级、五年级、初一学生的均与大学生的差异显著,初二学生的与大学生的无显著差异,表明默读的记忆成绩在初二年级趋于成熟。初一学生的产生效应大小与大学生的无差异。研究结果支持产生效应的特异观。     

旅游商品多语言包装策略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果——基于选择通达模型的视角

多语言包装策略被广泛应用于促进旅游商品的销售。然而, 现有研究仅从消费者感知视角出发, 难以揭示多语言线索的复杂效应。本研究基于选择通达模型, 主要探讨(1)多语言包装策略导致消费者推断旅游商品是针对某类群体(即对比效应)还是广泛模糊的“国际市场” (即同化效应)的作用机制; (2)多语言包装策略对旅游商品购买决策的影响机制。本研究有助于扩展旅游商品和包装语言的相关研究, 为旅游商品营销提供重要参考。     

社会性线索对内隐和外显元认知监控的影响

本研究以词图匹配材料为学习材料,以“大多数人选择的情况”为社会性线索,通过分析行为表现和眼动指标,探讨了社会性线索对内隐和外显元认知监控的影响。结果显示：（1）第一次信心判断时,外显信心判断显著高估,内隐信心判断较为准确。第二次信心判断时,在线索一致条件下,外显信心判断等级显著高于内隐信心判断。（2）在提供社会性线索阶段和第二次再认阶段,与线索一致条件相比,线索不一致条件下被提示项的注视时间更短,而未提示项的注视时间更长,且个体改变选择的次数显著增多。结果表明：内隐和外显元认知监测存在分离,内隐监测的准确性更高,外显监测受社会性线索的影响更大;而内隐和外显的元认知控制受社会性线索的影响趋同。     

高中生人际信任、疏离感和公民责任意识的关系研究

探讨高中生的人际信任、疏离感、公民责任意识三者之间的关系。以《高中生人际信任量表》、《青少年学生疏离感量表》和《公民责任意识问卷》为测试工具,在天津市中学随机抽取316名在校学生为被试,进行调查研究。统计结果表明:高中学生人际信任、疏离感和公民责任意识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对这三个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发现,疏离感分别部分中介了人际信任的三个维度人品信任、能力信任、行为一致性与公民责任意识之间的关系。人际信任的三个维度既可以直接地影响公共责任意识,也可以通过疏离感来间接地影响高中生的公民责任意识。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解读集群规模的形成与发展

集群行为与冲突密不可分,它既是群际冲突的表现形式之一,同时也是引发进一步冲突的前提和基础。近年来,规模不等的示威维权行动严重威胁到我国社会治安管理工作的开展。我国学者已经针对西方现有研究成果对集群行为出现的前因变量:如群体效能、群体认同等进行了梳理与总结,然而对集群过程本身,如集群规模的形成等问题等少有探讨。本文试图结合集群参与者的个人特征(自我调节定向)、环境线索(阀限效应、调节定向匹配)对集群规模的形成与扩大予以浅谈。     

积极总是好的吗？积极元刻板印象对工作记忆的影响及其机制

以往关于元刻板印象的研究集中于消极视角,而对积极元刻板印象如何影响认知加工缺乏相应探讨。本研究采用N-back任务,选取农村大学生为被试,通过3个实验考察积极元刻板印象激活对工作记忆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在工作记忆高难度任务(2-back)中,积极元刻板印象激活会导致更低的正确率,趋近动机在其中起中介作用,核心自我评价起调节作用,即积极元刻板印象激活会通过增加趋近动机,降低高难度任务的正确率,且这一效应仅存在于高核心自我评价者中。本研究将积极元刻板印象窒息效应拓展到认知加工领域,并且揭示了窒息效应的内在机制。     

背外侧前额叶在安慰剂效应中的作用：社会情绪调节研究

为考察安慰剂效应在情绪调节中的脑机制,本研究以社会排斥图片为情绪诱发材料诱发社会疼痛,采用经颅磁刺激技术(transcranialmagneticstimulation,TMS)激活背外侧前额叶(dorsolateralprefrontalcortex,DLPFC),并使用事件相关电位观测TMS对安慰剂下调社会疼痛的影响。实验以“TMS组别”(DLPFC组、控制组)为被试间变量,“安慰剂条件”(安慰剂、非安慰剂)为被试内因素。结果发现, DLPFC组(n=50)比控制组(n=50)在安慰剂条件下报告的负性情绪更弱,反映情绪体验强度的晚正成分的波幅也更低,上述组间差异在非安慰剂条件不显著。结果还表明,DLPFC组比控制组更相信安慰剂的效果,愿意花更多的钱来购买安慰剂。此外相关结果发现,由DLPFC激活导致的安慰剂效应增强可有效降低社交焦虑倾向被试的负性社会情绪。本研究是结合脑调控和脑观测技术探讨安慰剂情绪调节脑机制的首次尝试,研究发现不但揭示了DLPFC在安慰剂调节情绪过程中的重要因果作用,还为临床治疗以情绪失调为主要症状的抑郁焦虑等精神障碍患者提供了脑调控干预的可行性脑靶点。     

员工积极主动行为的组态效应：基于过程的视角

积极主动行为是一个既包含外显实施行为,又包含内在思维活动的行动过程。然而过往的文献却忽视了思维活动对积极主动行为有效性的影响。本文基于过程的视角,运用组态的思想和方法,研究了积极主动过程中的4个元素(预想、计划、实施和反思)对员工工作绩效和情绪耗竭的组态效应,并探讨了环境不确定性和员工感知的领导信任对这种组态效应的影响,以及上述组态的增量效应。运用fs QCA方法和回归分析,本文发现：1)仅有高水平的实施并不能充分地带来高工作绩效; 2)无论环境不确定性是高还是低, 4个元素都高(低)的组态,均可带来高(低)工作绩效; 3)在环境不确定性高时,无论实施水平是高还是低,高水平的预想、计划和反思足以带来高水平的工作绩效; 4)仅有高水平的实施,而预想、计划和反思处于低水平,会带来高情绪耗竭; 5)当员工感知到领导高度信任自己时,无论实施水平是高还是低,高水平的预想、计划和反思会带来低情绪耗竭; 6)总体而言,控制住个体差异和积极主动过程中各元素对结果变量的影响后,组态仍能预测结果变量,而各单独元素不再能够预测结果变量。最后,本文讨论了上述研究发现对于积极主动行为的理论价值和管理实践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