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说明

唐人临《黄庭经》卷,佚名。纸本,手卷,26.3cm×106.3cm。历代书法家所抄写的《黄庭经》,为《太上黄庭外景玉经》,约成书于魏晋之际。葛洪的《抱朴子·遐览篇》中已有著录。一般认为该经出于《黄庭内景经》之前,亦有人认为出于《内景经》之后。     

《华严经》中的语言与世界

正"不读《华严经》,不知佛富贵"[1],这是华严四祖澄观对《华严经》做出的高度评价。《华严经》历来被称作"经中之海"、"经中之王"。华严大本有三种,即晋译《六十华严》,唐译《八十华严》和《四十华严》。除三种华严集成本外各支品经也极多,最早可推至东汉的《兜沙经》,"仅翻译一事,即绵延了约八百年。因此,不论哪个学派和宗派,不涉及《华严》者几乎没有"[2]。《华严经》对中国的哲学、文学、心理学、艺术、乃至日常生活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杂阿含经》传译再考

《杂阿含经》是早期佛教的经典之一,法显西游求法时带回梵本,今本题为求那跋陀罗译,其原本是他自携抑或用法显本,学者意见不一。本文从经录记载、译者事迹、经文编次等多方面考察,推测求那跋陀罗用法显本的可能性较高。在探究过程中,发现僧伽跋摩译《摩得勒伽》的底本,亦或同样来自法显,为前人之所未言。     

伊斯兰教“解经”工作的重要意义

伊斯兰教界所开展的“解经”工作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全新工作。这项工作的开展，对提高穆斯林的整体素质，弘扬伊斯兰教所提倡的爱国爱教精神、加强民族团结，增强遵纪守法意识，保持社会大局的稳定，引导广大穆斯林群众追求两世吉庆，在谨守善功，追求后世荣耀的同时，抓住现世机遇，积极投身于小康社会的建设，努力实现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使伊斯兰教能够与当代社会同步发展等方面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崔灵恩的经学成就及其经学史意义

崔灵恩治经以郑注为宗,重视文字训诂并善用纬书及阴阳五行说解经,带有较为明显的北学倾向.崔氏又由北人南,促进了北学之南渐,对南北经学的渐趋融合贡献良多.     

慈为善本

"若人寿百岁,勤事天下神,象马用祭祀,不如行一慈。"——《法句譬喻经》(第一卷)在大海里,住着一只仁慈的乌龟王。它诚心向善,怜悯海中的各类生物,每天到处游巡,护佑海中的所有生命,对它们关怀备至。但是,日日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中坚守自己的职责,令乌龟王疲惫不堪。无奈之下,它爬到岸上静卧休养,苦累至极的龟王在岸上一连睡了好几个月。渐渐地,它的脊背被风尘掩埋,形成了一个小土岗。有一天,一群从远方来的商人经过这     

汉语巴利语《四大天王经》对比研究

本文以《四大天王经》为研究对象,利用与其密切相关的多种佛教文献,对比考察本经在古汉语和巴利语中的版本,不仅揭示它在不同佛教传统里呈现出不同的编排结构和行文内容,也对于造成这些不同的原因作尝试性的推论。作者倾向于认为,现有此经的巴利版本有可能是后期修订的。     

关于“大同小康”之论错简问题的探讨——从宋代以降学者的相关质疑说起

在宋元明诸多学者对"大同小康"之论提出各种质疑的背景下,清初王夫之明确指出"大同小康"之论存在错简。其后,清代学者任启运、姜兆锡、李绂、孙希旦、黄式三、邵懿辰等,现当代学者钱基博、任铭善、徐仁甫等,围绕错简问题亦各有阐发,只是缘于视角的不同,提出的见解彼此不尽一致。不过,将各位学者的"纠错"主张代入"大同小康"之论文本之后,不难发现,问题并不能有效解决,更常见的是"按下葫芦起来瓢"。这说明,"大同小康"之论"其言杂乱,……其文不次"的问题固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归咎于错简却不恰当。事实上,在"其言杂乱,……其文不次"的表象背后,"以注为经"当是症结之所在,只要把注释与原文区别开来,"大同小康"之论逻辑不通、文气不顺的问题也便不复存在了。     

圆照寺碑文

圆照寺碑文杯茗辑皇帝敕谕五台山僧俗人等碑文朱祁镇朕惟佛氏之教，以空寂为宗，以普度为心，化导善类，觉悟群迷。其徒有能遵崇其教，导引一方之人。强不凌弱，大不虐小。各安其分，各遂其生。同归于仁寿之域，咸超于净乐之地。功德所及，岂不远哉！今以五台山新建寺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