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推己及人"与团结友善

团结为贵、友善待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礼之用,和为贵",而实现人和的关键是团体中的每一个人做到"中",即所谓"致中和"的原则;以仁爱精神做到与人为善、关爱他人,则应该"推己及人"、"兼以易别".古人这些思想包含了十分深刻的道理,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继承,经过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批判,升华为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和要求.     

佛教的入世之道

跋涉过两千多年的漫漫长路,中国佛教已经沐浴在新世纪的晨光里。　　两千多年来,佛教的生命轨迹也是无常无我,既有风和日丽中的悠然自得,又有刀光剑影下的喘息挣扎,而且始终在这种"因果链"中沉浮,难以达到所期求的"涅槃寂静"的境界。那么,佛教又将如何顺利地通过21世纪的时光隧道,让佛日能够闪耀在更广阔的时空呢？　　只有坚持走"人间佛教"的道路。现在,关于这一话题的议论,已经不需要、也没有必要再讨论"要不要"的问题,也不需要再引经据典、寻章摘句去作理论的阐释,而是要思考"要怎么做"的方法问题,去引导、推动、光大、完善…     

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的比较——从宇宙观、人性论及人生观等方面分析

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的比较——从宇宙观、人性论及人生观等方面分析铁鸿业一、两种文化的异同（一）两种文化，两种大典——《论语》与《古兰经》儒家文化根源于孔孟思想，开创于先师孔子。其全部思想精髓包容于《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四书之中。孔子述...     

从乾坤易到礼乐易——论《乐记》对礼乐哲学和易学的双向推进

通过辨析相关文献史料,认为《乐记》乃公孙尼子所作。研究《乐记》与《周易》的关系,应当跳出以往《乐记》袭易还是易袭《乐记》的单向思维,深入比较《乐记》与《易传》思想。《乐记》创造性地援易解乐,同时创新了礼乐哲学与易学,形成礼序乐和的重要思想,将传统的以礼统乐发展为以乐统礼,由更重视秩序之“中”发展为更强调感通之“和”,建构了新的礼乐哲学和美学典范。同时,《乐记》以礼乐代乾坤,将乾坤易发展为礼乐易,成为孔子以德解易的完成式,开创了天人合一的新形式,由此奠定了它在先秦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浅议佛教慈悲理念的现实意义——《普贤行愿品》的启示

<正>很多佛教的大师都异口同声地说慈悲心是人类和一切生命安乐幸福的源泉。例如:国学和禅宗大师耕耘先生说:"什么是幸福的能源?就是爱与慈悲"[1];星云法师说:"慈悲心是万物生生不息的源泉"[2];索达吉堪布说:"佛教的慈悲观,对现代人来说不可缺少。它虽不像很多时髦的东西那样吸人的眼球,但就如水和空气,淡得让人察觉不到它     

圣诞节,明年怎么过?

2014年圣诞节已经离我们远去,但对"圣诞节要不要过、怎么过?"在微信等网络媒体上的讨论并未终止。今年,又是社会上有人先提出了"中国人不用过圣诞节"的命题,继而引发网络争论,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可能置身事外。正好,在基督教会的圣诞庆祝也越来越世俗化的今天,就教会来说确实也应当反思一下,究竟圣诞节当怎么过才好?为此,我们约请了一些在神学院、基层教会和基督教两会侍奉的同工,就相关问题进行"笔会"。现将主要交流信息摘录分享。     

友好往来

<正>丁常云副会长出席新加坡道教论坛并代表中国道教协会向新加坡各大学及道教团体捐赠道教典籍时值新加坡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暨新加坡道教总会成立二十五周年,4月13日,多元通和、以道相生——2015年新加坡道教论坛举行。此次活动由新加坡道教总会主办,新加坡道教学     

《齐物论》解读——以“一”为主题

《齐物论》是《庄子》内篇之一,基本属于庄子的思想。它以"道"为最高范畴,主题是"一",内含"道通为一""物通为一""知通为一"三个方面。关于"齐物论"的涵义,历来有"齐物"论与齐"物论"之争,但从全篇来看,二者都有论述,物与物论都是齐的对象。可以说,"齐"即是"一",根本方法是"吾丧我",最高境界是"至人"。     

尊道与教化:《管子》“养性理论”分析CSSCI

《管子》关注国民精神状态,把礼义廉耻视为国家霸业的基石,尊道与教化是《管子》培养理想人格的两大手段。《管子》"静因之道"遵循了唯物主义认识论,在此基础上构建的"循名责实"理论代表着当时认识论与逻辑学的历史高度。《管子》"因时"理论实现了从关注四时变化到关注世道演进的逻辑跨越,也是管仲改革观的哲学根基。《管子》尚贤理论冲击了落后的宗法制度,开启贤人政治的历史先河,是管仲通过改革实现社会制度更新的重大举措。《管子》注重法治的教化意义,主张先礼后法,与后世"燔诗书而明法度"法家有极大不同。     

论当代天主教新自然法学派的行为观

行为观是当代天主教新自然法学派道德理论的一个重要基础。该学派特别强调自由选择在决定自我中的作用,强调人类行为是一种受理性控制的活动,认为行为的对象、行为的目的和行为的环境是判断人类行为道德性的三大因素,但同时又指出人的内在意愿在判断行为的道德属性时居于核心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