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性在句子加工中作用的ERP研究

生命性广泛地渗透到人类语言系统中发挥其作用。本文主要结合最新和经典的有关生命性的ERP研究探讨了生命性信息起作用的模式和时间进程。在句子加工过程中,生命性影响论元的加工并影响题元结构的建构和解释。以往研究表明,生命性违反有时引发的是N400效应,有时引发的是P600效应,少数情况还表现出N400-P600的双相模式。生命性在句子加工中的作用还跟多种变量存在交互作用,语境、题元可逆性、论元之间的语义关系、动词类型和其固有的题元结构都可能影响生命性信息起作用的模式。文章最后进行总结和展望,并提出未来研究仍有必要继续探讨生命性信息加工的时间神经动态性及其在句子加工中的具体作用机制。     

“日月之道”与明王之治——论《易传·系辞》的政治哲学向度CSSCI

《易传·系辞》中以"日月之道,贞明者也"表达了其对政治的一种思考。日月交错不息,光照万物而不已。为政者法日月之道,其由"明"来沟通天地,使得天地不闭塞,由此居于天地之间的人们才不会受限于人的机制,为其现实社会所固化,而可能向着更为广阔的天地之道敞开自身。为政者以"明"来治理天下,其最终的目的是天下之人自明其德,从而将治天下转化为了每个人自治自正的过程。个人的自明不已源于人所本有的自然之性,天地交通无碍则"明"自显,个人之性命因而能够各得其正。王者以开通天地之道为务,积极营建富有生机的天地之境域,万物于此相互沟通而无阻,明王治天下的政治智慧从而得以展现。     

论庄子思想中“道”与“行”的关系

庄子主张道不可知、不可言,而且不可行,因为道是自然境界,人不能以刻意的方式进于自然境界。但是另一方面,道又是可“行”的。合于自然境界的行为,是以朴实无我的方式去行事,包括处理人与人关系,人与物关系。庄子道论不只是抽象的“境界”,更重要的是重建一种人与世界之间的交往关系。道与行的问题,和道与知、言的问题一样,都是这种新交往关系的一部分。     

《性自命出》与《淮南子·缪称》论“情”

郭店楚墓所出儒书《性自命出》 ,据内容可划分为上、下两个部分。这两部分中都有不少地方论及“情” ,下一部分对“情”的重视尤其引人注目。据考察 ,这种重视“情”的思想 ,亦见于《淮南子》的《缪称》篇。而《缪称》 ,据前人研究 ,乃是一篇保存了大量儒家子思学派学说的文献。本文通过征引《子思子》佚文与《缪称》及《性自命出》比较 ,认为《性自命出》对“情”的看法可能出自《子思子》 ,为研究《性自命出》等篇的学派性质提供了一条新的线索。     

论作为道路与方法的庄子之“道”

庄子之“道”的本质意义只有在其赖以产生的古汉语原初语境中才能得到准确的理解和说明。通过对“道”字的语源学考察以及《庄子》文本中“道”字的语义分析 ,可以看出庄子之“道”作为道路、途径、方法的本质含义。“道”离不开人的“行”与“言” ,人可以“有道”、“得道”、“为道” ,并借助于“道”来“通”“达”某种境域。“道”虽然具有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意义 ,但始终没有脱离其作为道路与方法的原初意象。庄子之“道”     

从《性自命出》谈孔子与诗、书、礼、乐

《性自命出》一五—一八号简有四个排比句 ,分别讲述“圣人”对诗、书、礼、乐所进行的整理、编纂工作 ,其事与传世文献所载孔子“删诗书 ,订礼乐”之事相当一致 ,推测此“圣人”很可能与孔子有关。若这一认识不误 ,《性自命出》的出土 ,对孔子与六艺关系的探讨 ,当产生一定的积极意义。     

志于一事——祈克果选集北大核心

导言 祈克果(Soren Kierkegaard又译克尔凯郭尔)去世后一个世纪,这位忧郁的丹麦人备受千万人称许——或者至少被广泛地谈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对基督教神学家巴特(Karl Barth)的影响使他驰名于世。过去二十五年,他的大部分著作已被译成英语。 祈克果生于1835年5月5日,他是一个哥本哈根富商的幼子。他出生时,母亲45岁,父亲57岁。舒适、沉郁、对宗教和教会的严格忠诚,弥漫在他当时的社会中。     

顺服的生命——潘霍华选集北大核心

导言 四月,消息传来德国纳粹党的秘密警察已在佛罗山堡(Flossenburg)处决了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直到如今,佛罗山堡中的一间小教堂里,仍然可以看到以下刻在石版上的文件: 潘霍华。     

医学人文精神培育路径的质性研究

在文献梳理和焦点小组访谈的基础上,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 采用编码技术, 通过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 识别出医学人文精神培育的主要路径, 即人文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实践、医学专业课程中融入医学人文精神教育、临床实践中融入医学人文精神教育及其主要维度。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科学的医学人文精神培育路径体系。研究结论对医学院校人文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乐”——中国人的主观幸福感与传统文化中的幸福观

中国人的幸福感重视人际与集体的和谐, 重视精神的感受。这样的幸福感特点很大程度上受传统文化中幸福观的影响。儒、道、佛三大流派各有自己独特的幸福观：儒家既承认父母俱存、兄弟无故的现实感性之乐, 又强调追求仁义的理性之乐; 道家提倡超越现实的顺应自然之乐和祸福相依的幸福观; 佛家则讲求进入涅槃和普渡众生之乐。各家在追求理想人格、追求审美的过程中, 各自发展又互相融合, 形成对中国人幸福感影响深远的三大幸福观：(1)不以个人情感为重点而代之以人际关系和社会和谐的集体主义幸福观; (2)幸福感与道德感、审美感相连; (3)追求理性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