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马远《三教图》儒佛道始祖像评说

宋代马远《三教图》中儒佛道始祖孔子、释迦牟尼和老子画像,透视出人们对三教认知在认同基础上的差异。此图原解为佛坐、道立、儒作礼,显示出扬佛抑儒倾向。南宋理宗令儒臣江子远作解,则旋转了三祖画像的原解之意,儒居于上,并深得理宗赞赏。理宗对新儒学即理学思想崇敬有加,将其立为官学,却又与理学家朱熹等不同,对佛、道表现出更多尊崇,历代少有。南宋后期,三教并尊成为时代特征,包括理学人物真德秀等。人们围绕马远《三教图》的解读,体现出那个时代的三教观。后世对此图的关注,对宋人作解的赏识以及一些新的解说,反映南宋以后儒学官学延续、三教并行的社会现实,也是三教认同思想的延伸。"心同"而"迹异",正是三教长期共存、发展并产生重要影响的根本原因所在。     

朱、陆论“读书”之异同

朱陆为学工夫之异同的争论历经几百年而不衰,本文专就二位大儒对"读书"工夫的看法为主题来进一步展开这一争论。象山为学工夫虽以尊德性为宗,但"何尝教人不读书",朱子虽以道问学为重,但也提出"读书已是第二义",这说明二位大儒在尊德性、道问学关系问题上有交融的面向;但紧接着就如何读书,以及读书工夫的具体地位问题,二位大儒却又显出鲜明的不同之见。可见二位大儒的为学工夫确有趋同的面向,但差异却是更为根本的,而这正是区别象山之学与紫阳之学的显著标志之一。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道德观的启示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在政治哲学领域发起的一场革命是:它通过解构,构建了一种与传统的互惠和平等的道德原理完全不同的、非互惠的友爱和关心的道德原理,并把这一道德原理视为正义的基础.德里达认为,基于传统的互惠和平等的道德原理之上的传统的道德观并没有真正把人当作相异的个体性存在来看待,这也造成了基于互惠的平等观念之上的现代法律的困境.本文分析和评价了德里达的道德观,并指出了他的这一带有解构意图的道德观所具有的积极的建构性的意义.     

道教、道德和精神文明

世界上大多数宗教,就其观念形态来说,都起了道德规范的作用。由于宗教与道德都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它们都反映了人类对更高尚、更美好的生活实质的梦想与追求。那么,在道教的教理教义中,“道”和“德”是什么关系呢?道家是如何解释“道德”两个字的? 早期道教主要经典《太平经》卷十八说:“夫道者何也?万物之元首,不可得名者。六极之中,无道不能变化。元气行道,以生万物,天地大小,无不由道而生也。”     

“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以马祖禅为中心

佛学中国化之一果——禅，乃肇始于菩提达摩东来首倡“借教悟宗”，复经二、三、四、五祖，及至六祖惠能，方臻于完成。其“独来独往”之行风、“直下承担”之习法，幸得百丈（怀海）马祖（道一）等倡扬，进而导致其后禅之“五家七宗”的兴盛。因此，如果说，正是六祖惠能将天上佛教拉到现实人间，从而开创“五家七宗”繁荣新局面的话，那么，此“通天达地”之梯（当为桥），则非马祖禅莫属。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就没有中国今天的禅宗。     

禅耀东山──黄梅县佛教渊源及现状

黄梅这片佛教土壤在经历了千年的风雨洗礼后,其佛教状况随着时代的变迁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点,但禅宗独盛的状况未有改变,“东山法门”已深深融入黄梅人的意识形态之中,也融入了黄梅的万事万物之中。     

佛门营利大不宜

如今商潮汹涌,波及佛门。有僧谓:可以经商。理由是:有助教化。这真是:看穿幻世求菩提,一心只为了生死;身披袈裟忙营利,一念贪执何日尽? 佛教传世数千载,历尽多少磨难。世乱粮绝之时,佛子何曾入俗经商。而今未至绝境,何虑衣食?佛门崇尚随缘度日,何须财谋?     

中国古代宗教劝戒文书的教化功能

宗教劝戒文书,在劝善戒恶的布道教化中不知不觉发挥着重要的教育功能,成为中国古代法律教育中的一道独特风景。宗教劝戒文书,又称劝善文书,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它不仅是宗教布道传教的思想载体,也是辅助世俗教化的重要媒介。     

石介无神论思想简论

石介,生于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卒于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字守运,号徂徕,州奉符(今山东泰安)人。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及第,历任郓州、南京(商邱)推官。因丁忧归耕徂徕山下,在家教授《周易》,学者称徂徕先生。后得到富弼、范仲淹等人的荐引,入为国子监直讲,太子中允,学者从之甚众。为人笃学有志向,乐善疾恶,遇事敢说敢为,曾作《庆历圣德诗》,称颂一时名臣。 石介是宋初的学者、文学家。     

闲情画趣

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古人那样玩味闲的情致与逸的疏放。居则泉石花竹,诗酒棋书,清淡酬唱,行则披阅中壑,游戏平甸,濯清流以游鲤,坐茂林而观佳夕,含英咀华,识度闲放,忘情于珍猎之抱,畅志于清况之乡。中国文人闲中求乐,志趣高雅,自古以来,久已文明。弹琴赋诗,对弈良宵,痴迷书画,谈玄论道,无一不是文人津津乐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