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性、“水”性、人性、中国人人格

＂道＂性-＂水＂性-人性-中国人人格具有内在一致性,形成了一个一以贯之的有机体系。在这一有机体系中,作为＂道＂性的＂代言人＂,＂水＂性成为＂道＂性与人性及中国人人格间的＂中介者＂。以＂几于道＂的＂水＂为中介,通过对道家思想的分析,反观得到了道家思想影响下中国人的人性建构及人格特征,具体表现为：在思维上明＂道＂并懂得＂道＂的运行规律,以联系、变化和矛盾的眼光看待万事万物,情绪情感上静而不躁,意志品质上柔韧而不强作妄为,行事处世上既超脱一已之私、于物寡欲,又能待人谦退不争,并能从整体上显现出＂道＂之＂自然本真＂的根本特性。文末探讨了道家思想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中国人独特的人格特征与现代化建设事业可能的适应情形。     

道的居持与充实——船山对正心、诚意关系的一个解读

船山认为,《大学》所言的正心与诚意即是《中庸》所言的存养与省察,两种功夫皆围绕着道来进行。正心之心,即是程子所言的志,正心即是持志,其所志者即是道;正心之功,敬以居持此道也。诚意之诚,如朱子所注,乃是一个实字;诚意之功,充实正心所持之道也。无正心所持之道,则诚无从以充实;无诚意之充实,则所持之道为空、为虚。充实者,即物、即物理以实之;道于正心诚意,一本万殊者也。由其一本,故非增益于所性之外;由其万殊,故充实有体熟用便之别。     

道商旨趣——评葛荣晋教授新作《老子的商道》

就土生土长的儒道两家来说,在中国,《论语》比《道德经》影响大;而在世界,《道德经》则比《论语》影响大。在20世纪末伊始的"国学热"社会思潮中,"道学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流。     

缘法而致道——管子法治思想的伦理基础

管子之著作对法治思想的论述可谓卷帙浩繁,各种关于"道法"的追问亦由是而生。对管子之法伦理思想的探究,重现"缘法而致道"的法伦理图景,或许是理解管子之根基。"引道而入法"乃是管子法治思想之伦理根源,其规范性建构乃是管子为"以法治国"这一统治模式所设立的先决条件;"良法与民心"乃是管子法治思想之伦理要义,其道德性诉求乃是管子所推崇之"法制模式"的应然标准;"至道与宝用"乃是管子法治思想之伦理功效,其现实性作用乃是管子所宣扬的"国道盛行"之目标为君王臣民所带来的实然福祉;"严法与教化"乃是管子法治思想之伦理形式,其明晰性结构乃是管子推崇的"赏罚明晰"之理念所必须具备的重要制度。     

北宋文人士大夫穿道服现象论析

道服,即道教服饰。隋唐时期,文人士大夫穿道服的现象零星出现,至五代而形成社会风气,北宋蔚为大观,形成了文人士大夫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穿道服的独特现象。文人主要在两种时空穿道服:一是在职官员非公务的私人生活中;一是贬官或无仕的在野文人日常生活中。他们所穿道服既来源于道士服饰中的"常服",又发生了变异。这一社会文化现象是道教世俗化对文人影响在服饰方面的重要表现,这一现象的背后有其深刻的文化意蕴:带有道教信仰意味;是闲适生活方式的象征;代表了一种与世俗礼仪相对的处世态度。     

莫高窟第361窟的文殊显现与五台山图——莫高窟第361窟研究之二

莫高窟第361窟主室正龛内北侧帐扉顶画圆盖飞天图案,西、北壁屏风二扇,画文殊显现与五台山图。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研究成果,重新考察了这两扇屏风画,核对现存的部分题记内容,初步确定了五台圣迹上主要画面的情节。进一步将这两扇屏风进行了拼合,可复原出一幅完整的五台山图。通过与敦煌石窟其他时代的五台山图对比,及榜题文字的语言习惯的比较,认为这幅五台山图的粉本可能属于长庆二年吐蕃遣使于唐求回、并经吐蕃改造后再传入敦煌的五台山图。此图应属于五台山化现图之类,这种简略的五台山图已初备五台山的雏形,为后世巨幅五台山图的绘制奠定了基础。     

战后英国国家干预经济发展战略评析

自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后西方国家加强国家干预以来,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把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恰当而有效地结合起来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是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二战以后,英国的国家干预经历了三次重大转折,政府先后推行过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新自由主义和第三条道路的经济战略.这些战略及政策不仅广泛涉及经济领域,同时也触及到与其相关的经济管理体制领域,对英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管子》修养思想探究

《管子》含有丰富的修养思想,既有实践层面上针对不同人群的修养要求,又有形上层面的修养理论构建。在其产生意义,指导思想,保障措施,修养重点上均有不同于其他修养思想的理论特点。     

唐代宫廷的三教论议

唐代宫廷的三教论议或三教论衡是唐代儒佛道三教关系的重要表现形式。这一活动从唐初持续到唐末,五代时期仍有其余绪。三教论议在唐朝的各个历史阶段的情况不一样,可以将它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唐高祖、太宗朝,此一阶段的辩论与佛道二教的排位有关;第二阶段为高宗朝,内容主要涉及佛道二教的教理争论;第三阶段则为中唐以后,逐渐演变成庆祝君主诞辰的一项颇具娱乐性的活动。唐代宫廷三教论议承当了双重的功能:三教的思想对抗与取悦人主,而正是后一种功能的强化,导致了三教论议的日益沦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