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仪式的角度解读道教

劳格文在熟稔审视西方道教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如何解读道教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他认为,道教仪式包含着中国人对宇宙以及人自身的整体认知、经验及精神诉求,因而从仪式的角度来观察、诠释道教,可以更准确、深刻地把握道教的本质,并可以此来反观西方宗教文化传统。这一思考,反映了西方汉学界在道教研究视角和方法论上的转换。     

中国道教协会八届五次会长会议在京召开

3月12日晚,中国道教协会八届五次会长会议在北京白云观召开。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蒋坚永亲临会议指导并作重要讲话。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副会长张继禹、黄信阳、黄至安、丁常云、唐诚青、赖保荣、刘怀元、林舟、张金涛、张凤林、孟崇然、黄至杰、李诚道,秘     

关于道教辟谷养生术的综合考察

道教辟谷养生术的产生与发展是社会局势、道教信仰、养生实践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主要类型有服药(饵)辟谷、服气辟谷、服(符)水辟谷、服石辟谷等,各有一套操作规程;拨开道教神学云雾,辟谷养生之精要在于慎重选择食材和适当节制食量。     

论碧霞元君信仰扩展与道教、国家祭祀的关系

泰山玉女发展成国家祭祀神灵碧霞元君,经历了"立像"、"建祠"、"赐额"三个阶段,完成了从民间俗神到道教神仙,再到国家神灵的转变,成为国家"准正祀性"神灵,这其中道教的吸纳是极为重要的一环,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宋至清代多被统治者所利用。在国家祭祀政策的大背景下,道教神仙的光环使碧霞元君有了合法外衣的保护,也因此得到国家的最终承认。道教的吸纳和国家的认同是碧霞元君信仰扩展的前提条件,而与海神天妃的相互吸收利用及自身不断显灵则又促使其信仰进一步扩展。     

北宋文人士大夫穿道服现象论析

道服,即道教服饰。隋唐时期,文人士大夫穿道服的现象零星出现,至五代而形成社会风气,北宋蔚为大观,形成了文人士大夫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穿道服的独特现象。文人主要在两种时空穿道服:一是在职官员非公务的私人生活中;一是贬官或无仕的在野文人日常生活中。他们所穿道服既来源于道士服饰中的"常服",又发生了变异。这一社会文化现象是道教世俗化对文人影响在服饰方面的重要表现,这一现象的背后有其深刻的文化意蕴:带有道教信仰意味;是闲适生活方式的象征;代表了一种与世俗礼仪相对的处世态度。     

平民化新道教产生于两宋之际原因探析——以全真教为中心

道教的平民化迟于佛教平民化,两宋之际才出现,尽管新道教的产生与内丹思想兴起有关,但是内丹思想不是产生平民化新道教的必然原因,因为信奉内丹者不乏上层社会人士。道教的平民化是社会的需要,吕洞宾成为道教的著名神仙是民间不断神化的结果,正是民间的推动,王重阳在钟吕内丹思想还没有成熟的情况下,将其作为自己的精神领袖,建立平民化的全真教。     

从《世说新语》看晋宋之际道教的发展

作为记载魏晋间名士风流的集子《世说新语》,其对佛、道区别对待的态度,固然有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但最根本的还是僧人、道士各自的价值取向,即僧人凭借清谈、雅致与高门士人周旋,而道士凭借技术、操作向上层渗透,造成了这种偏差和分野。道教的这种取向,是历史传统、地域影响的结果;从史籍的记载,以及道士受到的教育能明显地看出这一微妙的变迁。而这一转变极大地影响了此后道教的发展进程。     

论道教三官信仰及其宗教象征意义

"三官大帝"是道教中的重要神灵,本文通过对其职司和封号进行分析,剖解其宗教象征意义。在辨析"三官大帝"所包含的宗教象征意义的过程中,以微观考察的方式理解宏观意义上的道教历史,从而揭示道教发展过程中普遍的宗教现象与特殊的宗教现象。     

山岳崇拜与道教修真关系略论

道教山岳崇拜渊源于中国古代原始宗教与巫术,后来又因受到神仙信仰和封建社会国家祭祀宗教的影响而初成。道教将山岳崇拜吸收进自己的信仰体系后,加以内化、升华,与"道"信仰、修真思想和修真实践紧密融合,构成道教文化特色之一。     

从宗教组织的社会服务看道教组织的现代化——以香港啬色园为例

在宗教组织的现代化路径上,践行社会公共服务和举办社会教育事业是很重要的两个方面.立足于此,本文以香港啬色园的社会服务和社会教育事业为例,并相较于香港基督教组织和佛教组织在这两方面的社会成效,简要探讨了道教组织的现代化问题.笔者认为,立足公民社会和更好促进作为社会个体的人的现代化,在逐渐革新自己作为宗教的相关要素的同时实现自己面对新时代和面对未来的华丽转身,已是道教在现代社会得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而实现这一关键的重要举措,则是首先在组织现代化的层面上大兴社会公益服务事业和社会教育事业.没有这两方面的相互补益,则组织现代化的实现不可想象;而没有组织的现代化,就意味着没有与现代社会相沟通和交流的通道和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