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道教联合会于下元节启建解厄消灾祈祷世界和平万缘胜会 北京白云观经团应邀赴港诵经

1994年10月13日,香港道教联合会在香港蓬瀛仙馆举办了“解厄消灾祈祷世界和平万缘胜会”。是日,蓬瀛仙馆内张灯结彩,挂满象征道教图案的彩旗。下午三时,钟鼓齐鸣,乐队奏起道乐,主席团、嘉宾及部分道友云集于金榜前,举行隆重的开榜及启坛科仪。     

浙江省道教协会筹备组成立

浙江省道教协会筹备组,于1993年9月7日至8日在杭州中天竺宾馆,召开了成立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有:杭州市道协。     

简讯

李沛瑶同志视察武当山道协 1993年9月3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沛瑶同志在湖北省人大副主任林金铭、郧阳地委书记曾宪武等领导的陪同下,视察了武当山。李沛瑶同志在视察南岩宫、紫霄宫期间,看了武当山道教协会文物陈列馆,听了道教音乐。与此同时。     

信仰词汇

基督徒 “他是基督徒,是不会撒谎的……” 在许多人的眼里,“基督徒”这名字在今天差不多已经成为一种“诚实”、“爱心”、“宽容”等美德的代名词了。这自然与基督徒自身在生活上美好言行是分不开的。但是,大概有很多人(包括一些基督徒)可能并不知道,“基督徒”     

非监控性意象：催眠态和气动态的一种反应形式

催眠态与气功态都是特殊功能态。在这种状态下,个体的注意力高度集中,躯体充分放松,暗示性明显增高,认知的监控过程变窄,出现非监控性意象。恰当的非监控性意象在催眠治疗和气功治疗中有良好的作用。     

内隐学习“三高”特征的实验研究

本研究在社会认知的人物特征识别范畴内,探讨在高强度练习和准确反馈条件下,内隐学习的高选择力、高潜力以及高密度贮存三大特征。实验采用一种测量内隐和外显学习的新方法,要求被试学会把像片按其组合特征分类。这些特征包括人物姿势的正侧面(显著维度特征),人物容貌的美丑(非显著维度特征)。结果表明:(1)非显著特征的学习,内隐被试表现出更大且显著的底层规则的迁移,比外显被试具有更高的选择力。(2)内隐被试表现出高潜力的内隐知识。(3)信息论处理揭示了内隐知识传递和贮存的高密性和高效性。     

窥基法师

窥基是唐代著名高僧,也是中国佛教唯识宗的实际创始人。因他二至五台山,“道著清凉”,又开创了唯识道场,所以,《清凉山志》称他为五台山赫赫有名的高僧,还是五台山佛教唯识宗的开山祖师。将门之子窥基(632—682),或称灵基,俗姓尉迟,字洪道,京兆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人。因其著述常题名“基”或“大乘基”,所以,《开元释教录》始作窥基。窥基出身于以武功受封的贵族家庭。祖父尉迟懿,隋时任代州(今山西省代县)西镇将,受封宁国公。父亲尉迟敬宗,曾任“六军卿胄之职”(《广清凉传》卷下),唐时任左金吾将军、松州都督,受封为江油县开国公。母亲河东裴氏,于窥基九岁上逝世。     

行为可见增加利他偏好及其社会规范机制

在不同社会偏好类型中,研究者较为关注利他偏好及其信号功能。本研究探究在独裁者游戏中,决策者的利他偏好如何受到分配方案对接受者可见性的影响。实验1采用行为实验结合计算建模的方法,发现无论在选择或评分条件下,相比于行为不可见,当分配者的行为能够为接受者所见时,分配者都表现出更大程度的利他偏好。此外,相比于评分条件,在选择时人们更加在意分配效率。实验2仅使用选择条件,并操纵社会规范,发现行为可见增加利他偏好的作用依赖于利他的社会规范,当存在非利他社会规范时,行为可见的影响减小。本研究结果表明,在利他社会规范下,当行为对接受者可见时,人们将表现出更多利他偏好。     

王阳明的合一性思维及其旨趣

合一性是王阳明哲学思维最为突出的特质之一。无论是在对于世界本质的总体把握上,还是在对认知与行动、不同修养工夫、人与天地万物等之间关系的理解上,王阳明哲学都呈现出了合一性的思维特质。这既是心学思维的简约与高妙之展现,更反映了王阳明对人与世界之间不断扩大的分裂性的深切忧患。由此观之,“心理合一”意味着从内在心体来理解世界的普遍一致性,以“心”统“殊”来弥合人心与外在世界的分裂;“知行合一”意味着从意念与行动的一体化来理解人类道德,以此连接道德认知与道德行动之间的脱节;“只是一个工夫”意味着只有将不同修养工夫统一到“良知之悟”,才可能避免形式繁多的修养工夫流入支离;“天地万物为一体”意味着从整体一元来理解人与世界的应然状态,以此消除不同个体的孤立性存在状态。王阳明的合一性思维对于在多样性、分化性的世界中寻找同一性、一致性的理论致思,具有积极的思想资源价值。     

论中西文明比较视野下中国诠释学建构的两条路向

中国诠释学的建构源于现代中国学术思想中的意义焦虑,即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我们应如何看待中国经典中所展现的思想文化传统。余敦康、景海峰、李清良等学者认为可以借鉴西方诠释学的理论方法来建构中国诠释学,在现代学术语境中将中国经典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揭示出来,以便更好地发挥其中国文化的建构作用。洪汉鼎、傅永军等学者则力图借助西方诠释学使中国经典中的传统思想经过哲学化后进入普遍的世界哲学,融入其所理解的现代性。二者对哲学普遍性的理解存在根本差异。从20世纪所流行的现代化思潮转向比较视野下的文明论是中国当代学术界的重要趋势。中国诠释学的建构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但诠释学本身不是思想表达的主要理论形式。中国话语的当代建构有赖于对文明结构的深刻把握,而诠释的技艺是促成此项思想创造的有力工具。因此,无论是弘扬中国传统经典,还是将中国传统经典作现代性转换,事关思想本身,而非诠释学理论所能负载的使命。中国经典诠释如何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重思其普遍性的文明意义,是现代中国经典诠释学建构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