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世纪真善美的创建规律

创建新世纪真善美会涉及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但重点还在于对规律性的认识方面。规律既是事物内部必然的、本质的联系,又是该事物与他物之间相互作用的特质。对真善美在新世纪基本的创建规律的初步认识,粗略地可分为如下四大方面。     

科技与伦理的思考

科技的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福祉和惶恐不安 ,使人们思考科技与伦理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换言之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否应该有道德价值的导向。文章从历史上对科技与伦理关系的思考、科技与道德的辩证关系、科技发展的道德制约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个问题。     

现代性伦理危机的三种根源

世俗化、理性化、功利主义等,无疑都是现代性的主导性要素,同时也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和表征性趋势。它们与现代性有着某种共谋和共生关系。在各种要素的合力作用下,传统道德逐渐衰微、伦理失序。而现代性伦理体系的崩塌,究其主要根源,就在于现代性道德筹划的失败、现代理性社会进步观的价值迷失和极端的技术理性对伦理的摧毁。     

经济竞争制度孕育道德的功能

在经济竞争中,经济竞争制度孕育道德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为道德建设提供适宜的环境;沟通经济发展与道德发展;为经济竞争形成合乎道德的规范性.     

政治规范的性质与规范性来源：威廉斯与罗尔斯之争

本文主要澄清以威廉斯为代表的政治现实主义对罗尔斯后期政治哲学提出的“将政治规范视为应用道德”与“道德优先于政治”两个批判,并分析两人如何完成确立自主的政治规范这一共同任务。在政治规范性问题上,罗尔斯接受道德在辩护意义上的优先性论题,认为解决政治规范性从何产生的问题必须诉诸道德概念。威廉斯则认为,政治规范性可以从政治的构成性特征中获得而无须诉诸道德规范性来产生或增加,这一路径有其内在不可克服的困难。罗尔斯的理论诉诸一种规范的政治人观念,为说明内在于政治的政治规范如何产生以及解决规范性来源问题提供了一种有潜力的方案。     

尊严死的幸福指向

尊严死是尊重临终主体对生命的自主选择权,不采取无意义的创伤性医疗手段,减轻临终主体的病痛程度,保留其生命尊严。让临终主体的生命无外在干预的情况下自然消逝。在这种语境下的死亡过程,能够从功利主义的苦乐原理、效果论、功利原则三个维度获得道德诠释,有着明显的幸福指向。既指向临终主体的主观幸福,又回应了临终主体利益相关者所面临的道德难题,指明了在临终状态时死亡与幸福的可匹配性。并与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相契合,有着其“应该”性和正当性。对促进尊严死合法化,健全和完善我国民生伦理体系具有积极意义。     

“道德感”抑或“道德情感”——论休谟和哈奇森道德基本根据的分野

休谟和哈奇森同为18世纪英国道德情感主义的主要代表。尽管休谟继承了哈奇森道德根据于情感的观点,但他在讨论道德根据时,所使用的基本概念逐渐呈现出由“道德感”向“道德情感”转化的现象。休谟的根本目的是彻底瓦解道德感的神学基础,将道德完全奠定在人性真实的、普遍的情感之上。在基础概念的转化中,休谟一方面为道德情感增加了历史内涵,出现用历史给道德定位的显著倾向;另一方面休谟为道德情感增加了社会内涵,反映出他对道德和社会关系的深刻思考。因而,系统全面地辨析休谟和哈奇森关于道德根据的论述,不仅可以清晰展现两者道德学说的不同进路,还有助于把握整个道德情感主义的发展历程。     

美国堕胎争论的伦理反思

202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罗伊案中确立的堕胎判例,这立即在美国引发了激烈的法律和伦理争论。探讨了此裁决背后的历史背景和法律变迁,强调了堕胎争议中自主权与生命权的核心冲突。指出尽管自由主义社会倾向于强调个体选择的权利,但堕胎的道德与法律问题并未因此得到解决。各方除了继续产出精致缜密的修辞,似乎没有取得大的成效和共识。这种以个体为中心的道德观念可能导致社会对重要伦理问题的深入讨论和共识形成上的缺失。因此,呼吁更多关注于如何通过群体叙事和文化价值来塑造和理解堕胎的道德语言,以促进更广泛的公共道德对话。     

道德与仁义之辩——《庄子》中的孔老关系再考察

关于“孔老先后”的论辩,关涉如何认定中国哲学的本源、特质与正统,因而既是一个求是求真的学术问题,也是一个关乎思想信仰的文化问题。《庄子》描述的孔老故事,体现了历史的寓言化和说理的故事化。庄子及其后学借孔老的论辩,提出了“道论”的问题,表达了其对“何谓‘道’”及“如何体道”的思考,并在对形而上学与工夫论的阐释中,蕴含着《庄子》对道的意涵、天道与人道之关系及社会秩序和文明形态的独特认识。同时,《庄子》设计的孔老对话围绕“道德”与“仁义”而展开,既显示了儒道两家在宇宙论、本体论、人性论和政治哲学等方面的分殊,也隐示了儒道在相关问题上的殊途同归,并默示了《庄子》对儒道思想的融会与贯通。     

论西方主流伦理理论的前提错误——兼论道德无力症与冷漠症对医疗的影响

从“畏死的恐惧”出发重塑扎根生命的道德基础,即道德行为和“生-生”式的道德关系是人的本真需要,道德权威性的根据是人类生命共同体这一“内在永恒大我”和人的本真存在方式的需要。这拯救了道德相对主义,也使个体作为潜在的人类生命共同体而能以“与永恒相关的生命意义”推开恐惧。进而,道德行为是出于内在自由而达于实在的自由的。道德主体应具备的道德实践能力包括独立能力、通达能力和勇气。生存性境况中的原子式个体不具备道德实践能力,生命境况中的“超个体的个体”才有此能力。由此,人类道德无力症和道德冷漠症的根源是西方主流伦理理论的前提错误,即以原子式个体充任道德主体。它是医疗纠纷和暴力频发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