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伦理学何以可能

近代伦理学是一种自由之伦理学"。可是,从表面上看,自由与伦理是矛盾的:自由是行为主体的自我决定,其意向性是无限的;而伦理、道德则关涉到行为规范,规范则意味着限制。但当我们把自由划分为精神自由与行为自由两种,我们就会发现,精神自由(意志自由)固然是无限的,但精神自由的真正实现是需要有理由的支撑的,所以精神自由便能够自主地确立伦理规范。而行为自由并不是无限的,所以需要有伦理规范施加的制约,制约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更大和更长远的行为自由的实现。一句话,精神自由为了行为自由之故而确立伦理规范,从而对行为自由予以限制,最终以换取更大的行为自由的可能性。于是,自由与伦理学就并不矛盾了,而是和谐地贯通在一起。所谓自由伦理学,便拥有了基于自由的伦理学和为了自由的伦理学这双重涵义。     

先秦儒家道德认同智慧及其当代价值

先秦儒家诸多道德观念与道德要求得到中华民族的广泛认同和长久传承,有些直至今天还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体现了先秦儒家的道德认同智慧:如从"天人合一""人性同一""己他相通"角度回答"人为什么要认同道德",从现实人伦建构道德理论体系,形成"伦—道—德—行"道德认同模式,提出"家国天下"道德认同目标,形成"内修"和"外铄"道德认同机制等。这些智慧在如何确立道德认同基点、树立共同道德价值目标、形成道德共同体、增强道德文化自信等方面对当今社会的道德认同构建仍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音乐伦理原则探析

音乐伦理原则是调整音乐主体之间关系的普遍要求和根本准则,也是指导音乐创作、音乐表演和音乐欣赏等活动的总方针,还是衡量音乐主体行为与品质的价值标准。音乐伦理原则是音乐伦理关系形成而产生的必然;是音乐伦理中占主导地位并起决定作用的普遍法则;确立音乐伦理原则是解决当代音乐道德问题的有效措施。以人为本与社会价值相统一、自由创造与道德责任相结合、美善合一是音乐主体必须遵守的三个重要伦理原则。这三个原则相互协调、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音乐伦理的价值准则框架。     

道德增强与反增强的博弈与反思

随着技术干预和增强人类道德的系统性实现,引发了人们的希望与恐惧、期待与不安、支持与反对的对立。增强派认为,人类道德的发展已经严重滞后于科技进步,人类完全有权利进行道德增强:道德增强与自由意志、社会公平、人格特性等问题并不冲突,并能助人以达到"行善"境界。反增强派则主张人类无权进行道德增强:道德增强是一种"扮演上帝"的行为,会限制人类自由、扩大社会差距、人格同质化,甚至引发个体安全和社会风险等问题,道德增强的交锋实质上是传统道德自然主义与道德非自然主义两派博弈的理论翻版,它把技术与道德关系的思考引向深入,有助于人类探寻道德发展的新路径。     

论道德与资本的逻辑关系

道德与资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资本的本性与道德力量不仅不相抵触,而且互为支撑,资本的科学运动需要道德,道德在经济建设中的存在理由和作用需要效益和利润验证;道德目的与资本目的在经济活动中相向而行,取向趋同,都是为了取得更多效益和利润,同时在不同路径上提升人的素质;道德价值与资本理性目标一致,且有着不可分割的逻辑关联,道德价值和资本理性在资本运动中实现统一。因此,道德是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精神资本,道德也是资本。     

道德革命:李达与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中国化

基于对当时道德状况的考察及其探索"中国出路"的目的,李达不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道德的来源、特点、本质以及道德与法律的关系,而且用自己的实践推动了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中国化。研究李达推进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中国化的过程及其内容,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近代道德革命的发展历程,而且可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借鉴。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经济向度的伦理辩护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的现实根据不是道德观念的革新,而是道德生活世界的建造。因此,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的现代构建,基础性条件在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到场。没有个人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意义上的经济解放,就不可能有个人在道德意义上的自我解放。而个人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意义上获得真正的经济解放,必然性前提是个人必须获得具有我国特色的、确定性的、明晰的现代产权,这是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的经济向度进行伦理辩护的逻辑起点。最后,本文进一步指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应属现阶段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经济向度中的分配正义。     

道德是否需要形而上学的奠基?——试论叔本华对康德的义务三命题的批判

叔本华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他的论文《道德的基础》当中,大多国内研究者仅仅立足于叔本华的文本来考察评价他的观点,这一做法其实很难达及公允地评论批判者和被批判者的思想。或许我们应当转换视角,从康德是如何构建其道德哲学的先验基础,即从考察定言命令的内在结构入手来看叔本华针对性展开的相关批判,最后需要探讨的问题是将道德基础从康德的先验世界拉回经验世界的叔本华,为何也与康德一样认为道德需要形而上学的奠基。     

康德道德哲学中双重世界的区分

在《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第三章中,为了实践目的,康德提出感性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区分。根据《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以下简称GMS),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既可以是两个世界,也可以是人看待自身的两种方式。康德的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都对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做出区分。在理论哲学中,除了解决二律背反外,这一区分最重要的作用是为实践哲学腾出位置。通过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的区分,康德解决了道德律与自由之间的循环论证问题,并通过这一区分试图论证道德律作为先天综合命题的可能性。尽管最终康德断言我们对理知世界一无所知,因而也对自由一无所知,所以道德律作为一项令式的可理解性仍然是一个问题,但至少在消极的意义上遏制了道德虚无主义的威胁。     

“人文化成”:“文化”的中国古典意义

要构建"文化"研究的中国特色话语范式,凸显"文化"研究的中国主体性,就必须对"文化"这个核心概念的中国意义有个明确的理解。考察"文化"概念在中国的古典意义生成路径,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文"的文化意义,"化"的文化意义,"文化"的完整意义。通过对"文化"的词源学考察:"文"从自然形式进于精神道德内容,"化"由自然造化进于精神道德感化,可以清晰地认识"文化"概念在中国的古典意义:它是与"武力""武功"相对,以道德教化、道德感化为中心的文治教化、人文教化、人文化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