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伦理道德发展指数的哲学基础与体系建构

指数研究起源于经济学领域,这一研究逐渐延展至社会、文化领域,现在我们正进入人文指数的积极探索与建构的时代。伦理道德发展指数研究区别于道德心理学与道德社会学,以一种哲学伦理学视角,将自下而上原子式的伦理道德科学量化研究与自上而下实体式的伦理道德哲学研究相结合。在哲学本体论上提出道德偶然性世界观,为伦理道德量化研究提供形而上的理论论证,道德偶然性世界观是一种“偶然—必然”逻辑,不同于在“必然中克服偶然”的“必然—偶然”逻辑,它强调在“偶然中建构必然”,从而为伦理道德量化提供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在伦理道德理解上,着力于发现世界听得懂、中国老百姓明白的共通式的伦理道德理解结构,从而为伦理道德发展指数提供更为大众化、时代化、可普遍化的理解范式。在具体伦理道德指数建构方面,提出“五维三态十要素”的当代中国伦理道德发展指数指标体系,以“个体—家庭—社会—国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德主体与伦理共体为一级指标,以伦理道德的“实然、本然、应然”三态为二级指标,每个维度考察具有普适性、共通性、时代性的具体的伦理道德“十要素”。     

财富与德性——亚当·斯密论“美好生活”

亚当·斯密的生活哲学是当前斯密思想研究的新话题,而对“美好生活”内涵的阐释,构成了斯密生活哲学的主要内容。斯密从“财富”“道德”“美德”三重维度阐释了“美好生活”的具体内涵。斯密认为,商业社会中的商品交换和劳动分工所带来的财富的增长和普及构成了“美好生活”的基本物质前提。在此基础上,人们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不能偏废“德性”。“德性”具有关于普通品德的“道德”和关于高尚品德的“美德”的双重内涵。鉴于此,“美好生活”既可以是“财富”与“道德”的统一,也可以是“财富”与“美德”的统一。     

人机混合能动者的伦理意义、建构分析和启示

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使它极可能担负道德责任,拒斥人工智能成为道德能动者是不现实且理由不足的。人工智能作为道德能动者有其哲学理论基础,但它目前只能成为显性伦理主体而非完全伦理主体,尚不足以现实地被问责,它无法解决"好"的决策问题、伦理契合问题和具身化问题。因此,人工能动者相关的伦理问题需求一个可替代的道德能动者——人机混合能动者。混合能动者不仅能够在人工智能技术支持其成为完全伦理主体之前,作为伦理主体承担道德责任,而且在人工智能成为完全伦理主体之后也将长期存在。因此,加强以混合能动者作为伦理主体的研究是有必要的,混合能动者符合社会—技术—认识高度不可分的立场,也是实现分布式道德的重要一环,更是实现人机融合的关键步骤。通过对混合能动者内部建构进行行动哲学的理论分析,提出人工智能的伦理准则需依据以混合能动者内外为划分而产生的六个维度,有助于人工智能的伦理准则的推进和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     

自由伦理学何以可能

近代伦理学是一种自由之伦理学"。可是,从表面上看,自由与伦理是矛盾的:自由是行为主体的自我决定,其意向性是无限的;而伦理、道德则关涉到行为规范,规范则意味着限制。但当我们把自由划分为精神自由与行为自由两种,我们就会发现,精神自由(意志自由)固然是无限的,但精神自由的真正实现是需要有理由的支撑的,所以精神自由便能够自主地确立伦理规范。而行为自由并不是无限的,所以需要有伦理规范施加的制约,制约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更大和更长远的行为自由的实现。一句话,精神自由为了行为自由之故而确立伦理规范,从而对行为自由予以限制,最终以换取更大的行为自由的可能性。于是,自由与伦理学就并不矛盾了,而是和谐地贯通在一起。所谓自由伦理学,便拥有了基于自由的伦理学和为了自由的伦理学这双重涵义。     

论道德冷漠

道德冷漠作为一种善的缺乏,体现为道德敏感的缺乏、道德判断的搁置和道德实践上的不作为。道德冷漠是一种"平庸的恶",其出现主要是因为个体的道德抑制机制受损,因而缺乏与恶作斗争的自觉意识。道德冷漠本质上是一个如何看待他者的问题。     

管理者核心自我评价对下属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道德式领导和集体主义导向的作用

采用配对问卷调查法, 以150位管理者和464位下属为研究对象, 考察了管理者核心自我评价对下属组织指向和人际指向公民行为的影响以及道德式领导和下属集体主义导向在其中的作用。跨层次分析结果表明：管理者核心自我评价对下属公民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道德式领导在管理者核心自我评价与下属公民行为关系中有中介作用; 下属集体主义导向在道德式领导与公民行为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 表现为道德式领导对公民行为的正向影响对高集体主义导向的员工来说更明显。文章揭示了管理者核心自我评价对下属公民行为的影响效果、内在机制和作用条件, 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领导有效性研究的特质-行为整合视角模型。     

自由：源子理牲设计还是情感道德——卢梭和费希特的政治哲学观之比较

自由,无论是对卢梭还是对费希特,都是其理论的内在追求和预设,并且被赋予最高的价值。然而,由于各自论证的理路不同,结果便大相径庭。卢梭注重情感与心灵的直觉,强调社会秩序的和谐取决于人们之间内在情感道德的齐一性;而费希特则秉承启蒙传统,要求理性的查审,认为理性个人之间的交往才是国家的真正基础。他们虽然追求的是同一个目标,但诉诸不同的理论运思方法,故导致了极为不同的政治秩序。     

论道德临界空间

道德临界空间是道德善恶发生质态转化的空间场域。道德主体根据自己能够承受的恶的极限与善的极限设置临界空间的道德边界,通过内隐约定维持道德临界空间的结构完整。道德临界空间是价值空间、契约空间和博弈空间,呈现出公共性与私人性、同位性与错位性、对称性与非对称性的空间样态,临界空间中善的临界点与恶的临界点的空间位置,表征着主体的道德境界与道德水平。道德临界空间为主体提供了可以量度的道德行动边界,让主体在不突破对象性主体临界点的道德选择中获得自由的道德生长。可以说,共同体道德秩序的建构就是维持道德临界空间的平衡,通过提升主体的利益计较值、关系亲密度及价值契合度,最大限度克服善恶主观性对道德临界点精确定位的空间制约,依特定道德情景压缩或拓展道德临界空间,是促进社会道德和谐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