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可以成为道德大师吗

如何让人工智能做出令人满意的道德决策?这既是一个机器伦理问题,实质上也是一个元伦理学问题,对它的解答可以实现二者的双向启蒙,最终帮助我们理解道德的本性.机器伦理中存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主要建造道德能动者的方案,二者分别体现了元伦理学中的理智主义和反理智主义,前者将道德知识视为显性的事实和规则,将道德决策视为遵守规则的过程,后者则更多地将道德知识视为一种技能知识,将道德决策视为复杂情境中的熟练应对.基于对两种方案实例的讨论,可以看出自上而下方案面临着框架问题和常识问题的困扰,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先天限制,因而模拟人类道德是不可能的;自下而上方案虽然不存在先天限制,可以生成内禀的道德规范性,但仍面临技术上的工程限制和安全上的规范限制,因而模拟人类道德是困难的和不可欲的.这在元伦理学层面提供了一种理论判决,即反理智主义比理智主义更为准确地把握了人类道德的本性,我们不能仅仅依靠遵守规则而成为道德大师,相反,只有依赖漫长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达致道德成熟.     

霍夫曼虚拟内疚理论述评

该文从涵义及类型、发生机制和影响因素等方面,介绍了霍夫曼的虚拟内疚理论,并对其理论意义进行了评述。该文认为。霍夫曼的虚拟内疚理论不仅拓展了内疚研究的心理学领域。而且深化了人们对道德情感在个体道德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见义勇为”的美德

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中(参路10：25-37),耶稣称赞了救死扶伤的撒玛利亚人,看他行得好,并要我们都“去照样行”。我曾猜想,如果那天这个撒玛利亚人在路上遇到的不是受伤之后的行人,而是这个行人正在路上遭受强盗的抢劫与殴打,他还会奋不顾身、见义勇为吗?耶稣对他的肯定告诉我们,他同样会的,要不然他就不是耶稣所说的“好撒玛利亚人”了。     

池田大作的生命论伦理观——以《生命的尊严》为中心

伦理本源于社会生活,伦理的基础应当是人的生命和生活。池田大作立足于人的生命尊严来阐发幸福,倡导共生的道德风气,对生命的意义给予了新的诠释。     

再谈道德与伦理生活的关系

康德把道德主体的自主性(自由)中的理性方面(普遍性)和意志方面(应然性)区分开来,把两者的统一基础放在其先验哲学框架中的伦理共同体之上。黑格尔用他的伦理生活概念把道德主体从彼岸世界拉回来,放到其生活史的教养过程中来理解。但黑格尔在现代伦理生活中看到的是由理由之结晶所构成的客观精神与服膺理由的主观精神之间的和解而非冲突,而马克思通过意识形态批判却揭示出各种理由掩盖之下的社会权力和政治暴力。马克思认为,要反抗这种力量的压迫,首先必须为政治共同体的真正凝聚创造经济基础,而最终会导致资产阶级社会瓦解的那同一种经济危机,也将释放出导向一种新的社会整合形式的力量。但马克思未能看到,即使在一个摆脱了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中,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都是缺一不可、互为前提的。对从康德经过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复杂讨论的这种回顾告诉我们,为资本的充分运行提供条件的旨在避免危机的国家政治,不仅要满足后形上道德条件下的合法化要求,而且要满足多元文化条件下的社会凝聚要求;在当代世界,尤其在当代欧洲,同时满足这两个要求的那种政治文化,必须以公民们为创造性地解决其共同问题而进行的民主斗争的历史经验作为基础。     

道德信息对面孔吸引力判断的无意识调节

抽象语言信息是否能够影响知觉?本研究在审美领域对此进行考察,探索无意识获取的道德信息是否影响个体对相应面孔吸引力的知觉判断。结果发现个体对面孔吸引力的知觉判断受到内隐道德信息的调节,且调节效应与面孔本身吸引力水平无关; 另外,面孔审美判断的反应时受到道德美丑和面孔吸引力的共同影响,尤其当两类信息相矛盾时被试需要更长的时间进行判断。研究结果表明抽象的社会道德信息可以对面孔吸引力的知觉判断产生自上而下的调节。     

唐代女冠服饰初探北大核心SSCI

唐代道教兴盛,道教服饰制度亦日益完善。唐代女冠服饰分为服装和妆饰两部分,以下分述之。 唐代女冠服装 唐代女冠的服装有法服和常服之别。 （一）法服 唐代道教服饰制度进一步完善,衣秩等级日趋鲜明。张万福《三洞法服科戒文》日：“初人道门,平冠黄帔;二者正一,芙蓉玄冠,黄裙绛褐;三者道德,黄褐玄巾;四者洞神,玄冠青褐;五者洞玄,黄褐玄冠,皆黄裙对之,冠象莲花,或四面两叶,褐用三丈六尺,身长三尺六寸。     

论亚当·斯密道德哲学中的“游叙弗伦困境”

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代表了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英国道德情感哲学的理论高峰,然而,这种道德哲学却蕴含着一种可以被称为"游叙弗伦困境"的内在理论缺陷。分析"游叙弗伦困境"的表现形式、内在根源及其理论后果,探析斯密道德哲学具有的内在缺陷,客观评价包括《国富论》在内的斯密全部学说以及由斯密所代表的苏格兰启蒙学派,可以为当代道德理论和经济学理论提供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