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模型在道德认知研究中的应用

道德认知关注道德心理背后的信息加工。近年来, 研究者开始将计算模型应用于道德认知研究, 以探索道德认知如何在大脑中实现。但目前研究者对道德认知进行计算建模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计算模型(漂移扩散模型、效用模型、强化学习模型和分层高斯过筛器模型)在道德认知行为和生理研究上的运用量化了道德决策、道德判断和道德推理背后的认知过程和神经机制。此外, 这一新进展对理解反社会行为和精神障碍等有所助益。最后, 计算建模有待完善, 未来研究需要关注其潜在的问题。     

《白虎通》“血缘情感”道德价值论证及其反思

《白虎通》作为汉代重要的政治纲领性文本,极尽"血缘情感"道德价值之运用,从"同质"天人关系、"拟亲"人伦纲常、"名定"资源分配、"濡化"家国情怀等方面,对"血缘情感"道德价值展开了论证,基本奠定了封建社会的统治范式、人伦规范、社会生活方式,凝练出以"三纲六纪"为主体的古代核心价值观,形成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理念,凝练出中国人忠诚、孝亲、责任、友爱等特有的文化基因。但是,这也严重禁锢了人的价值,形成了"子民人格",滋生了贪腐与剥削,忽略了独立的"个体人"的道德需要。     

识字量和词汇知识在儿童阅读发展中的相对重要性

本研究基于简单阅读观理论,以两个样本共计666名大班至四年级的汉语儿童为研究对象,探索了识字量和词汇知识在儿童阅读能力发展中的作用及相对重要性的变化。结果显示,在阅读学习早期,识字量对阅读理解的重要性高于词汇知识。随着年级的升高,识字量的重要性降低,而词汇知识的重要性增加。这一发现证实简单阅读观理论也适用于解释汉语阅读能力的发展,并对今后的语文教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群己权界”中的道德权利与伦理秩序

道德权利理论不是伦理学中的固有论题,其近几十年的兴起是缘于维护个体利益的需要。而带来的难题是,哪些道德权利必须保护,道德权利不可僭越的边界又是什么。通常采用的以静态的、原子式的方式抽象地分析道德权利,并将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关联讨论的方法,不能解答以上问题。对此,“群己权界”的辩证思维方式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思路。因为个体的“道德权利”与群体的“伦理秩序”处于一个复杂的张力结构中,两种力量相互制约、相互规定,共存于一个动态的、平衡的统一体中。伦理秩序必须尊重个体的生命权、尊严权等基本道德权利,而道德权利也不能冲击伦理秩序的有序、和谐和公正原则。此外,在正常情况下,可以允许道德权利的边界有一定的模糊性,但在特定时期、非常状态下,个体的道德权利受到一定限制,而要保证伦理秩序的优先性。     

清洁的良心与全人的成圣(上)——从中国化的视角看基督教的良心观及其现实意义

一、引言 基督徒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具体的道德问题时,总会想到从信仰的角度做出判断:一方面我们不想"任意妄为",做违背信仰原则的事,这既不荣耀上帝,也会给自己的灵性带来亏损;另一方面,基督徒借着正确的道德判断和伦理选择,也可以在生活中做出美好的见证,荣神益人.     

早期儒学友爱观念的创造性生成及其当代转化

友爱观念是早期儒家哲学的有机构成部分。这一重要观念的创造性生成,始于孔子儒学对西周时期一种基本的宗法性政治伦理即“友”或“朋友”伦理的创造性革新和转化。接续这一努力,孟、荀儒学尽管在各自思想起点、论证逻辑和理论重心等方面有所分殊,但都坚定不移地继承并发扬了这种新型友爱观念的核心精神与主要意蕴,并最终将其确立为一种优良的伦理政治社会秩序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早期儒学友爱观念还引发了先秦时代庄子学派、墨家学派、法家学派等思想流派的争鸣或挑战。诸家争鸣或挑战,一方面从不同侧面生动地映衬了早期儒学友爱观念所凝聚的独特思想品质与趋向,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它的一些内在疑难和困境。立足于当代语境充分评估、回应这些争鸣与挑战,既有助于激发早期儒学友爱观念进一步自我转化的深刻潜能,也有助于开拓它的未来发展方向。譬如,要充分认识友爱关系中纯真情感的相对独立性和重要性,尊重并容纳不同个体的差异性和多样性,重新审视和调整友爱伦理与家庭伦理的互动关系,恰当定位政治活动中个体性友爱起作用的方式等。     

当代西方生态主义道德话语的演进、悖论和局限

西方思想家以一国之内人与人之间权利的扩展为思想基础,希望同样的过程在人与自然之间发生,由此产生了生态主义道德理论。这一理论以动物的权利、有机生命体权利、敬畏生命和赋予生物以内在价值等言语作为意义表征,组成了西方生态主义道德话语体系。但是,这种话语从一开始就存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与保护自然之间的矛盾。资本具有全球性和扩张性,而人们对自然的爱则受领土边界和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限制。在西方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和民族国家背景下,环境问题与世界性不公问题紧密关联。     

论儒家“道德主义”思想的特质及现代价值

学术界过于宽泛地理解“道德主义”或“泛道德主义”,如果以此来概括儒家乃至中华文明,则无疑是一种贬损,但这个已被污名化的标签在道德虚无主义时代却有着意想不到的积极价值。道德本乎天,故以道德来评判一切的道德主义,实则道法自然。包括殷海光在内的一些思想家批判儒家的道德主义路向,以之为儒家的弊病,但这些批判不过是现代观念（尤其自由主义）的产物,而为儒家辩护者也因此被“观念绑架”,不敢承认儒家的这种优良特质。道德主义虽有一定的局限,亦不废其伟大。伏尔泰、黑格尔等西方人的毁誉恰好可以从反面佐证这样的事实：古典文明都是道德主义的。中国文化走向道德主义,一是历史因缘,二是圣贤之功,三是道德之于人世的根本意义。以“利他”为基础的道德主义正好可以克制现代的原子式个人主义,有助于重建人伦世道和社会共同价值,并进而可能为未来的大同世界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