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文明》杂志的历史担当 ——从她对中华先哲古圣道德修养思想的开掘说起

我喜欢《道德与文明》杂志,"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栏目尤其是我的至爱。30年一路走来,我吸吮着中华传统道德的乳汁,切切品味其清新芬芳的甘甜香露,点点集汇传统修养思想的涓涓溪流,时时拂拭散落于现世的细细尘埃,而今,一尊尊由《道德     

论反思性道德的向度——对杜威道德哲学的实践性解读

近代以来的道德哲学以人之自然本性或者人之超验理性为其基础,而杜威却要摆脱这两者的限制,力图走第三条道路以兼顾两者的合理成分.他把人之境遇性的生活实践作为道德存在之基础,并在此之上解构反思性道德的封闭性,继而建构它与生活习俗、行为实践之间的连续性,凸显它们之间的张力性关系,如此就把反思性道德看作是一个不断开放、发展、与生活世界之间充满张力的实践过程.     

“肮脏之手”的争论与辩护

以“不可能的应该”和“必要的恶”为核心要义的“肮脏之手”历来被视为政治和道德领域的经典难题.它集对错于一身的悖论特征以及述行不一致的特征都成为批评者诟病的对象.诉诸不同道德体系评判标准的差异以及角色冲突,“肮脏之手”的合理性能够得到恰当的辩护.“肮脏之手”是“做”而非“应该”的问题,反映了道德实践中价值的异质性,需要实践智慧的引导.     

先秦儒学对道德相对主义的回应与超越

道德相对主义对主流价值观念的挑战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道德原则是否具有普遍必然性、理性能否认知道德原则、道德原则能否摆脱道德实践上的冲突.先秦儒学理清了作为普遍、必然的道德原则的仁与作为具体的行为规范的礼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澄清了道德相对主义因混淆两者而带来的混乱;先秦儒学并未像道德相对主义那样认为道德原则无法通过理性证明因而不存在,而是认为道德原则是明证的,其落实依旧需要理性的认知;在实践上先秦儒家主张行权返经,强调在道德原则统摄下所作的变通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仁道,从而有效避免了道德纷争.先秦儒学智慧是对道德相对主义的回应与超越.     

法权：康德幸福论此案性的回归

康德的德性幸福论存在“德福不一”的困境,而作为至善的世界,应是德福一致.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试图通过“三公设”之设定来调和这对矛盾,但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在晚出九年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康德提出了“法权”思想,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而使得幸福从彼岸回到此岸.     

“文化发展与道德建设”研讨会综述

为了深入学习和掌握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为"上海社联学术活动月"系列活动之一,上海市伦理学会举办了"文化发展与道德建设"学术年会.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的教授、学者和研究生共一百余人参加了会议.上海市伦理学会会长朱贻庭和上海市伦理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中之主持了会议.与会专家学者紧密结合当前社会现实,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对文化发展与道德建设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当前中国社会道德问题与道德重建

中国社会市场经济改革开放至今,变化巨大,但也在发展中出现了诸多社会道德问题,有些问题已相当严重.如何评估当前的道德状况?造成社会道德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如何根治或如何重建?带着这些社会上下都广为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基地于2011年12月17日至18日组织召开了"当前中国社会道德问题与道德重建"专项研讨会.本次会议邀请的学者覆盖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等专业领域,周孝正、竹立家、刘光明、杨义芹、张海涛、张傅等一批在各个专业领域各有建树的学者参加了会议,伦理学基地的葛晨虹、龚群、肖群忠、李茂森、曹刚、郭清香、杨伟清、张霄等研究员,部分杂志和实际工作部门的专家也都参加了会议.会议旨在汇聚各方相关专家,切实"会诊"社会道德问题,集思广益,诊断病根,开出具有建设性的社会道德问题治理"药方".会议讨论热烈而深入,主要围绕下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展开.     

《道德与文明》纪念创刊30周年征文启事

《道德与文明》是由中国伦理学会与天津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伦理学专业理论期刊,是国内最早的伦理学专业期刊。2012年秋适逢《道德与文明》创刊30周年,三十而立,经过30年的发展,她已经成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     

道德哲学概念阐释

道德哲学概念只有在道德概念出现之后才有可能.“道德”是在人的主观自由的精神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对绝对的、权威的、直接的伦理习俗的反思而建立起来的不同于传统伦理习俗的“伦理”.这种“伦理”已经不是传统的未经反思的直接的“伦理”,而是取得了主观思维形式的新的“伦理”——“道德”.在本质上,道德的哲学本性在于它的反思建构性,与反思相结合的伦理就是道德.在西方道德哲学史上,苏格拉底道德哲学是第一个道德哲学形态.康德“道德形而上学”也是一种“道德哲学”形态,与前康德道德哲学形态不同,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是先验纯粹的“道德哲学”形态.     

道德评判与制度设计

“老人跌倒扶还是不扶”的争论不应聚焦于国人道德是否滑坡的评判,其展现出的正面意义——法治的深入和理性的彰显——正是社会进步的坚强基石.对于道德追求和道德要求的混同让我们在道德问题上陷入了困境.问题在于:道德本身是无法从根本上拯救自己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表明,道德问题的解决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法律制度.“扶还是不扶”的道德困境能够通过制度安排加以解决.如果制度安排真正做到了人性化、科学化,那么,必将有效地推动社会道德水准的提高;反之,如果法律制度得不到贯彻实施,道德水平的提高也就无从谈起.当前,促进法律义务的忠实履行,正是道德建设的基础和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