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公共生活的基础性道德价值

尊重是公共生活中基础性的道德价值诉求.康德伦理学揭示出了属于现代公共生活的尊重类型,它不仅与私域生活中以情感为基础的尊重有区别,更与传统社会的等级性尊重不一样.尊重作为公共生活的道德价值,既需要通过制度的安排去实现,又要在人们平等的相互对待行为中体现出来.     

地方性立法与道德法律关系论——从"不让座罚款"和"精神赡养"规定谈起

地方性立法涉及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审慎、科学地认识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在地方性立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地方性立法应注意区分不同类型的道德,并审慎量度道德立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同题.     

制度伦理与社会转型期的医德建设

市场经济的发展,多元价值观的形成,各种伦理价值观念之间发生了冲突,医疗道德失范现象成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制度伦理对道德建设起着基础性和根本性的作用,以制度伦理建设为契机,并辅以正确的激励手段等,可以让医务人员树立正确的道德理念,引导和强化医务人员的价值选择和行为规范,重塑良好医德医风。     

论西周时期的道德教化及其历史影响

"以德配天"的天人论思想以及"明德慎罚"的主张,是西周时期实施道德教化的理论前提和宗旨。从内容上看,这一时期的道德教化主要包括政德教化、王室教化和民众教化,其教化内容、方式与体制也各具特色,这对我国儒家德教思想、传统治国方略和蒙养教育等优良传统的形成和家训演进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媒介伦理的研究及其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传播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媒介伦理学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学者们重点研究了传媒伦理的基本理论、实践中的问题与冲突、以及提高传媒伦理建设水平的措施等问题,也有少数学者就媒介伦理的功能、媒介伦理与和谐社会建构、媒介伦理的研究历史作了尝试性的探讨。但也应该看到较之医学伦理等其他分支伦理学的研究,媒介伦理学的研究依然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诸多的研究空白。     

东西方医学伦理思维之共通性

从中国古代医者的行医事迹、著作来探寻中国的医者是否在行医过程当中勤守医者的本份,也即类似原则思维的表现。虽然中国古代并没有"医学伦理"这个名词,但从历代具有代表性之医者身上发现,其实在中国古代医者的行医事迹当中,就表现出类似的医学伦理情操。因之,医学伦理原则是俱普世价值的,也即世界上有所谓的共同道德存在。     

作为科学的超人文主义的早期儒家形上学

早期的儒家形上学可以看作是努力揭示科学的超人文主义的一门学问。它基于一种多维度范式,可以为人类提供一种对人类本身及其周围世界更为全面的认识。《中庸》提出,道德提升(我们称之为"意识进化")超出了可观察到的存在领域,并揭示出天地人合一的境界对那些寻求儒家道德提升的高目标——成圣的个体们的必要性。《中庸》也可以作为人们达到这一目标的技术指南。如果这一结果能够得到回应,而且有意于此的任一个体皆可达此境界,我们就可以将其视为一种经验层面的工作,儒学也就相应地可以归入科学的领域。这一与天合一的复杂的道德提升过程与境界,基于人的道德修养及宇宙情怀。道德修养与宇宙情怀是人类意识进化的必要条件,而"诚"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宇宙道德是整个宇宙运行的主要支撑。宇宙道德在此被界定为超越人的世俗存在的一种道德体系。文中参考了意识学中的一些可与类比的概念。由巴西医师瓦尔多.维埃拉所创立的意识学,是研究人类意识——也涉及人性或智性之理——及其所有的多维度表现的一门学问。     

孔门三弟子比较论说

孔门十哲,出类拔萃者莫若颜回、子贡、子路,且此三人之身世、性情、才具、道德修为和成就各有风华,但又殊途同归：共同维护了孔门。光大了儒家。孔子称得上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最为伟大的教育家,颜回、子贡、子路三人各方面的修为和成就,莫不大大受惠于夫子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卓越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方式。三人也没有辜负孔子的教导,以身垂范,较好地诠释了孔子儒家所宣扬的“仁、智、勇”;并与其师一道,在乱世中矢志不渝,坚守道义,追求理想,为儒学的传播和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医患关系失和与患者道德权利的保护

在分析导致医患关系失和原因的基础上,界定“患者道德权利”内涵,揭示患者道德权利被忽视和遭受侵害是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常见原因,结合患者道德权利的特点,提出强化患者权利保护的措施,即转化患者道德权利为制度性权利,提升权利的权威与效力;提高医务人员人文素质及执业能力;创新患者道德权利保护机制.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道德重建及其历史作用

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和社会基本矛盾的激化,近现代中国社会发生了道德危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从核心价值观、道德规范体系、理想人格、伦理关系和道德治理等方面进行道德重建,从而为民族复兴提供了新的凝聚力和精神动力,铸就了党和革命队伍的先进性与革命性,并为社会主义时期的道德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