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德义务第一命题的调和式主张

康德认为只有出于义务而不出于任何偏好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这个"义务的第一命题"在当代遭到了来自德性伦理学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情感才能表达对人的关切,也才具有真正的道德价值。当代一些康德学者试图维护康德的主张,认为在康德那里并不排斥情感,情感或偏好可以融入康德的行动理论。帕顿、亨森、赫尔曼以及阿利森采取了不同的方案,或认为康德的论述更多地出于方法上的考虑,或构筑行动模型表明情感在有道德价值行动中的地位。这种解释方式可以被称为调和式主张。但是他们的解释存在着各自的问题,不仅不符合康德的原意,且本身也问题丛生。调和式主张的根本问题在于以经验性动机理论解释行动,而康德是在意志的规定根据上来确定行动的道德价值。     

何为情感理性

西方道德情感主义者主张人类天生的情感或情感反应能力是理解、解释和辩护道德的最终根据。但如果情感自身的合理性得不到说明,或者需要情感以外的理性概念来加以辩护,那么,以情感来理解、解释和辩护道德的道德情感主义路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难以成立的。我们需要一种有别于西方传统理性概念的情感理性概念来为道德情感主义做根本的辩护。情感理性既可以界定为一种推理能力,即通过情感反应从某些事实前提推出规范性判断或价值判断的能力,也可以界定为规范性或应当性的来源之一。情感理性的思想为近期认知神经科学的实验研究所证实。历史经验也表明,恻隐之心所产生的道德情感往往是我们判断道德是非更为可靠的标准。自然选择的理论也为情感理性的思想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     

康德自主道德的理性主义基调及其困难 ——兼论对话伦理学和康德道德哲学之关联

韦尔默在其《伦理学与对话——康德和对话伦理学中的道德判断要素》一书中基于康德道德哲学之困难,考察对话伦理学为克服其困难所做的尝试并分析其成败得失,他把康德的绝对命令理解为一种以推己及人的方式检验准则确立法则的程序,并认为这只有在预设人类可能的"共同意志"的前提下才能成立,这种对绝对命令的颇具经验主义色彩的解读因忽视康德道德哲学的理性主义基调和道德普遍主义立场而难免误读之嫌。作为道德性的最高原则,绝对命令并非程序性原则,而是表达"理性地行动"这一自主道德的要求。由此引出的论证和应用的问题是康德道德哲学的两个重要问题,也是其困难所在。就对话伦理学与康德道德哲学的关联性而言,相比于韦尔默重点分析的哈贝马斯版本的对话伦理学,阿佩尔先验语用学路向的对话伦理学更好地继承了康德的理性主义精神,紧扣康德道德哲学的问题并尝试对之进行"改造"。     

非权义务与道德绑架

近年来,道德绑架问题引起了社会和学界的关注。道德绑架最普遍和最典型的形式是胁迫行善。道德上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或者说非权义务的区分有助于我们辨析道德绑架问题。道德绑架的实质是把道德上的非权义务等同于完全义务。道德绑架严重侵犯了个人的权利,有损社会的法治秩序,也会伤及道德自身。依法保护人的各种法律权利,增强人的权利意识是防范和消除道德绑架的重要途径。     

农村留守儿童焦虑情绪的异质性:基于潜在剖面分析

采用中学生心理健康诊断量表（MHT）对湖南省1292名留守儿童的焦虑情绪进行施测,并用潜在剖面分析方法探究留守儿童的焦虑情绪问题是否存在异质性,以及留守儿童相关的人口学因素对焦虑情绪异质性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留守儿童的焦虑情绪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可以分为三种潜在类别：“严重焦虑情绪型”、“中等程度焦虑情绪型”和“低焦虑情绪型”;留守男生、小学五年级、高中二年级、留守时间越长、留守初始年龄越小的留守儿童更容易焦虑情绪严重;无论是父亲外出、母亲外出还是双亲外出对留守儿童的焦虑情绪严重性的影响是一致的。由此,应根据留守儿童的性别、年级、留守时长和留守的初始年龄等情况特点,开展针对性的预防和干预措施,缓解留守儿童焦虑。     

大学生自尊与网络过激行为的关系:社交焦虑和双自我意识的作用

本研究探讨了自尊与网络过激行为的关系,以391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问卷法考察了社交焦虑在自尊与网络过激行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及该过程是否受到公我意识、私我意识水平的调节。结果发现：（1）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后,自尊对网络过激行为具有负向预测作用;（2）社交焦虑在自尊和网络过激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公我意识调节自尊对网络过激行为的直接作用。相对于公我意识水平高的大学生,直接效应对公我意识水平低的大学生更显著;（4）自尊对社交焦虑的作用还受到个体私我意识的调节,相对于私我意识水平低的大学生,间接效应对于私我意识水平高的大学生更显著。     

留守妇女与儿童焦虑的代际传递: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基于发展系统论和社会提供论构建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对322名留守、323名非留守母子进行为期半年共两次的追踪测查,考察家庭（母亲心理控制）、学校（教师支持）和同伴（朋友支持）系统对焦虑代际传递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1）心理控制对留守、非留守母子焦虑的代际传递均起部分中介作用;（2）留守母子焦虑代际传递的中介效应受教师支持的调节,随教师支持水平的提高,中介效应变得不再显著;（3）留守、非留守母子焦虑代际传递的直接效应受朋友支持的调节,随朋友支持水平的提高,直接效应变得不再显著。未来研究可聚焦于母亲、教师、同伴的视角打破留守母子焦虑的代际传递。     

贫困大学生元刻板印象威胁对群际关系的影响:群际焦虑的中介和自尊的调节作用

元刻板印象威胁是指消极元刻板印象所导致的群体成员的一种社会心理困境和认知不平衡状态,会诱发压力和害怕体验,进而损害其行为表现。基于群际焦虑模型,本研究拟考查元刻板印象、群际焦虑、自尊等因素对群际关系的影响,具体为贫困大学生消极元刻板印象对群际关系的影响及群际焦虑的中介作用、自尊的调节作用。研究以江苏省徐州市某高校的158名贫困大学生为被试,通过操控指导语的方式将其随机分为威胁组（消极元刻板印象激活组）和无威胁组（元刻板印象未激活组）。结果如下：（1）威胁组被试的群际焦虑水平显著高于无威胁组,群际关系水平显著低于无威胁组;（2）群际焦虑在元刻板印象威胁与群际关系间起中介作用,自尊在前半路径（元刻板印象和群际焦虑间）和后半路径（群际焦虑与群际关系间）均起调节作用。结论：激活贫困大学生消极元刻板印象会对群际关系产生威胁效应。     

乡镇小学生的数学焦虑与数学成绩:数学自我效能感和数学元认知的链式中介作用

采用儿童数学焦虑量表、小学生数学学习自我效能感量表和小学生数学元认知问卷,对508名乡镇中、高年级小学生进行测量,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数学焦虑影响数学成绩的内在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数学焦虑显著负向预测数学自我效能感、数学元认知和数学成绩,数学自我效能感显著正向预测数学元认知和数学成绩,数学元认知显著正向预测数学成绩;（2）在数学焦虑对数学成绩的预测中,数学自我效能感和数学元认知均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3）数学自我效能感和数学元认知在数学焦虑和数学成绩之间起链式多重中介的作用。因此,数学焦虑除了直接作用于小学生的数学成绩,还可通过数学自我效能感或数学元认知间接影响数学成绩,而且可通过数学自我效能感进而通过数学元认知间接影响数学成绩。文章讨论了上述发现的理论及教育实践含义。     

德行领导与员工不道德行为、利他行为: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

以道德推脱理论为基础,运用问卷调查法,通过对776名员工的调查,探讨了德行领导对员工不道德行为和利他行为的影响及道德推脱在这一影响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1)德行领导会抑制员工不道德行为的产生、促进员工利他行为的出现;(2)道德推脱会促进员工不道德行为的产生、抑制员工利他行为的出现;(3)德行领导通过道德推脱的完全中介作用负向影响员工的不道德行为,通过道德推脱的部分中介作用正向影响员工的利他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