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信息对面孔吸引力判断的无意识调节

抽象语言信息是否能够影响知觉?本研究在审美领域对此进行考察,探索无意识获取的道德信息是否影响个体对相应面孔吸引力的知觉判断。结果发现个体对面孔吸引力的知觉判断受到内隐道德信息的调节,且调节效应与面孔本身吸引力水平无关; 另外,面孔审美判断的反应时受到道德美丑和面孔吸引力的共同影响,尤其当两类信息相矛盾时被试需要更长的时间进行判断。研究结果表明抽象的社会道德信息可以对面孔吸引力的知觉判断产生自上而下的调节。     

坚持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要行稳致远CSSCISSCI

在这吉庆祥和的斋月,在这绿树成荫、万物葱茏的美好时节,我们齐聚在历史悠久、古朴典雅的北京东四清真寺,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宪法和法律法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四进＂清真寺活动的启动仪式,我感到非常高兴。首先,我代表中国伊协对今天各位领导和来宾的莅临,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孔爱卿弟兄:一位基督徒收藏家的家国情怀

走进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云西公园,但见园内有一些基础健身设备,有一块儿童嬉戏的场地,有一块告示栏,上面写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和防范邪教的宣传说明。园内还坐落着一座新教堂,这就是孔爱卿弟兄服侍的椒江基督教堂。也是这位孔弟兄,用他近千份的藏品,记录着属于中国教会自己的故事;用他点点滴滴的爱心,讲述着椒江基督徒美善的信德。     

创建“六型”促和谐记石家庄市新华区北大街天主堂北大核心CSSCISSCI

近年来,石家庄北大街天主堂高举爱国爱教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积极投身“和谐寺观教堂”创建,以创建“六型”场所为抓手,有效激发场所教职人员的爱国热情,积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取得了明显成效。     

唐代女冠服饰初探北大核心SSCI

唐代道教兴盛,道教服饰制度亦日益完善。唐代女冠服饰分为服装和妆饰两部分,以下分述之。 唐代女冠服装 唐代女冠的服装有法服和常服之别。 （一）法服 唐代道教服饰制度进一步完善,衣秩等级日趋鲜明。张万福《三洞法服科戒文》日：“初人道门,平冠黄帔;二者正一,芙蓉玄冠,黄裙绛褐;三者道德,黄褐玄巾;四者洞神,玄冠青褐;五者洞玄,黄褐玄冠,皆黄裙对之,冠象莲花,或四面两叶,褐用三丈六尺,身长三尺六寸。     

论亚当·斯密道德哲学中的“游叙弗伦困境”

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代表了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英国道德情感哲学的理论高峰,然而,这种道德哲学却蕴含着一种可以被称为"游叙弗伦困境"的内在理论缺陷。分析"游叙弗伦困境"的表现形式、内在根源及其理论后果,探析斯密道德哲学具有的内在缺陷,客观评价包括《国富论》在内的斯密全部学说以及由斯密所代表的苏格兰启蒙学派,可以为当代道德理论和经济学理论提供历史启示。     

论康德义务第一命题的调和式主张

康德认为只有出于义务而不出于任何偏好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这个"义务的第一命题"在当代遭到了来自德性伦理学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情感才能表达对人的关切,也才具有真正的道德价值。当代一些康德学者试图维护康德的主张,认为在康德那里并不排斥情感,情感或偏好可以融入康德的行动理论。帕顿、亨森、赫尔曼以及阿利森采取了不同的方案,或认为康德的论述更多地出于方法上的考虑,或构筑行动模型表明情感在有道德价值行动中的地位。这种解释方式可以被称为调和式主张。但是他们的解释存在着各自的问题,不仅不符合康德的原意,且本身也问题丛生。调和式主张的根本问题在于以经验性动机理论解释行动,而康德是在意志的规定根据上来确定行动的道德价值。     

何为情感理性

西方道德情感主义者主张人类天生的情感或情感反应能力是理解、解释和辩护道德的最终根据。但如果情感自身的合理性得不到说明,或者需要情感以外的理性概念来加以辩护,那么,以情感来理解、解释和辩护道德的道德情感主义路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难以成立的。我们需要一种有别于西方传统理性概念的情感理性概念来为道德情感主义做根本的辩护。情感理性既可以界定为一种推理能力,即通过情感反应从某些事实前提推出规范性判断或价值判断的能力,也可以界定为规范性或应当性的来源之一。情感理性的思想为近期认知神经科学的实验研究所证实。历史经验也表明,恻隐之心所产生的道德情感往往是我们判断道德是非更为可靠的标准。自然选择的理论也为情感理性的思想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     

康德自主道德的理性主义基调及其困难 ——兼论对话伦理学和康德道德哲学之关联

韦尔默在其《伦理学与对话——康德和对话伦理学中的道德判断要素》一书中基于康德道德哲学之困难,考察对话伦理学为克服其困难所做的尝试并分析其成败得失,他把康德的绝对命令理解为一种以推己及人的方式检验准则确立法则的程序,并认为这只有在预设人类可能的"共同意志"的前提下才能成立,这种对绝对命令的颇具经验主义色彩的解读因忽视康德道德哲学的理性主义基调和道德普遍主义立场而难免误读之嫌。作为道德性的最高原则,绝对命令并非程序性原则,而是表达"理性地行动"这一自主道德的要求。由此引出的论证和应用的问题是康德道德哲学的两个重要问题,也是其困难所在。就对话伦理学与康德道德哲学的关联性而言,相比于韦尔默重点分析的哈贝马斯版本的对话伦理学,阿佩尔先验语用学路向的对话伦理学更好地继承了康德的理性主义精神,紧扣康德道德哲学的问题并尝试对之进行"改造"。     

非权义务与道德绑架

近年来,道德绑架问题引起了社会和学界的关注。道德绑架最普遍和最典型的形式是胁迫行善。道德上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或者说非权义务的区分有助于我们辨析道德绑架问题。道德绑架的实质是把道德上的非权义务等同于完全义务。道德绑架严重侵犯了个人的权利,有损社会的法治秩序,也会伤及道德自身。依法保护人的各种法律权利,增强人的权利意识是防范和消除道德绑架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