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营销的伦理战略

本提出了网络营销伦理水平的两维评价模型,并借助该模型探讨了企业网络营销伦理战略的各种不同选择,指出高的网络营销伦理水平未必适合所有类型的企业,继而讨论了企业制定网络营销伦理战略时必须考虑的各种因素,最后以惠普公司为案例分析了网络营销伦理战略的实际运用。     

道德教育应重视关怀

对当代青年学生来说 ,只有他们真实感受到道德是他们的个体需要时 ,感受到人格魅力是他们在社会的立足之本时 ,道德教育才能出现良性循环 ;只有以一种“关怀学生”、“给予学生”的方式 ,而不只是纯粹“要求于学生”的方式 ,才能使学生自觉自愿地履行道德义务。因此 ,道德教育必须重视关怀。     

每一种宗教都应是和平的使者访美利坚大学乔·埃尔德里奇教授北大核心CSSCISSCI

因为所有正信宗教的核心都是＂仁爱＂与＂正义＂,世界上的每一种宗教,都应该是和平的使者、冲突的调节者,而不是任何不和谐事件的制造者。西方宗教学创始人麦克斯·缪勒有一句名言：＂只知一种宗教者,一无所知。＂这句话实际上为不同宗教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提供了理论基础。如今,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深入发展,     

道德悖论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以悖论的认知范式,伦理学界考辨既有道德规范的合理性,审思道德实践领域的认知困境,试图给出消解道德悖论的一般路径.道德悼论研究至少具有三重价值和意义:可以推动道德理论实现质变性创新;增添人们的道德智慧、化解道德实践悖境;转换道德认知方式、提升人们的道德悖论思维水平.     

中西方文化差异对虚拟人道德责任判断的影响

近年来,社交网络上涌现出大量具有真人特征的虚拟人物,他们以第一人称视角叙事以获得影响力,然而其背后的道德伦理问题也逐渐浮现。当社交媒体虚拟人犯错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其道德判断会有何不同？本文基于心智感知理论,通过5个主要实验探索中西方文化差异对虚拟人道德责任判断的影响和机制。研究表明,在被告知虚拟人的不道德行为后,比起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影响下的人们认为虚拟人需要承担更大的道德责任;但这种文化差异没有出现在对真人的道德责任判断上(实验1a～1c)。并且不论虚拟人是由真实人类还是人工智能驱动,这种文化差异都会存在(实验1c)。这种文化差异通过感知心智能力来中介(实验2)。具体而言,比起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影响下的人们认为虚拟人的心智能力(特别是感知力)更高,因此需要承担更大的道德责任。此外,对虚拟人更大的道德责任判断会导致中国文化(相比西方文化)影响下的人们更倾向于对虚拟人施加道德惩罚(实验3)。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将道德责任判断和心智感知的对象拓展到虚拟人上,并揭示了中西方文化差异及其后续影响。     

法权：康德幸福论此案性的回归

康德的德性幸福论存在“德福不一”的困境,而作为至善的世界,应是德福一致.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试图通过“三公设”之设定来调和这对矛盾,但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在晚出九年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康德提出了“法权”思想,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而使得幸福从彼岸回到此岸.     

论道德自由境界

在中国传统伦理语境中,道德自由是一种境界:一是从整体主义的框架中获得的个人自由,二是从道德规范的认识到内化而获得的心性自由。道德自由境界的达成主要基于对体现道德必然性的道德规范的体认与内化,进行道德修养。     

道德直觉决策及其机制探析

道德直觉决策研究是从直觉思维角度探讨决策者在道德境遇下的决策。道德直觉决策是道德情境下的直觉反应, 其理论基础包括躯体标记假说、社会直觉模型、双加工理论、事件特征情感复合体系以及双系统理论; 道德直觉决策机制至少包括：无意识加工、情绪加工和直觉加工三个基本的心理加工过程, 与之对应的神经系统则至少存在三个可能的脑神经回路：无意识加工的道德脑区、情绪加工的道德脑区和直觉加工的道德脑区。研究主要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分析了道德直觉决策的一般性影响因素--文化、道德境遇、经验、情绪和道德直觉; 揭示了道德直觉决策的加工机制。未来研究应在加强理论建构的基础上, 通过更缜密细致的实验设计去探究决策过程中各因素的交互作用, 并明确道德脑区之间的联结。     

道德市场的合理性及其存在论基础

西方市民社会的经济理论和文化观曾为道德和市场的二元分裂提供理论支持,企业活动的非道德性似乎在经济与市场活动中得到确证.但是,随着现当代经济实践活动中面临的各种伦理问题,道德市场的合理性与建构已成为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探讨的重大课题.鲍曼论证了企业作为道德人比作为自利的"经济人"更能理想地实现自己的效用.这一观点得到现代博弈论的进一步论证;而马克思从人的本真性存在为道德市场的合理性提供了存在论基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舆论性信息弱势群体的伦理问题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为了避免疾病扩散,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得到的患者信息需进行公布,其中与私行私德有关之处在公众围观中可能被放大评判,话语权不足的患者成为舆论中信息弱势群体。这一状况会导致公私边界不明晰,患者私行入公域;道德评价成为情绪宣泄,负面后果无人负责;以道德为名造成撕裂,消解舆论的监督作用等负面后果。要解决这些伦理问题,需要把握适宜的伦理距离,树立距离伦理意识;依照分布式道德行为措施追责,发挥网络平台道德促进者作用;同时增强公共卫生沟通机制中的伦理因素,推进规范化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