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女冠服饰初探北大核心SSCI

唐代道教兴盛,道教服饰制度亦日益完善。唐代女冠服饰分为服装和妆饰两部分,以下分述之。 唐代女冠服装 唐代女冠的服装有法服和常服之别。 （一）法服 唐代道教服饰制度进一步完善,衣秩等级日趋鲜明。张万福《三洞法服科戒文》日：“初人道门,平冠黄帔;二者正一,芙蓉玄冠,黄裙绛褐;三者道德,黄褐玄巾;四者洞神,玄冠青褐;五者洞玄,黄褐玄冠,皆黄裙对之,冠象莲花,或四面两叶,褐用三丈六尺,身长三尺六寸。     

论亚当·斯密道德哲学中的“游叙弗伦困境”

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代表了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英国道德情感哲学的理论高峰,然而,这种道德哲学却蕴含着一种可以被称为"游叙弗伦困境"的内在理论缺陷。分析"游叙弗伦困境"的表现形式、内在根源及其理论后果,探析斯密道德哲学具有的内在缺陷,客观评价包括《国富论》在内的斯密全部学说以及由斯密所代表的苏格兰启蒙学派,可以为当代道德理论和经济学理论提供历史启示。     

论康德义务第一命题的调和式主张

康德认为只有出于义务而不出于任何偏好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这个"义务的第一命题"在当代遭到了来自德性伦理学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情感才能表达对人的关切,也才具有真正的道德价值。当代一些康德学者试图维护康德的主张,认为在康德那里并不排斥情感,情感或偏好可以融入康德的行动理论。帕顿、亨森、赫尔曼以及阿利森采取了不同的方案,或认为康德的论述更多地出于方法上的考虑,或构筑行动模型表明情感在有道德价值行动中的地位。这种解释方式可以被称为调和式主张。但是他们的解释存在着各自的问题,不仅不符合康德的原意,且本身也问题丛生。调和式主张的根本问题在于以经验性动机理论解释行动,而康德是在意志的规定根据上来确定行动的道德价值。     

何为情感理性

西方道德情感主义者主张人类天生的情感或情感反应能力是理解、解释和辩护道德的最终根据。但如果情感自身的合理性得不到说明,或者需要情感以外的理性概念来加以辩护,那么,以情感来理解、解释和辩护道德的道德情感主义路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难以成立的。我们需要一种有别于西方传统理性概念的情感理性概念来为道德情感主义做根本的辩护。情感理性既可以界定为一种推理能力,即通过情感反应从某些事实前提推出规范性判断或价值判断的能力,也可以界定为规范性或应当性的来源之一。情感理性的思想为近期认知神经科学的实验研究所证实。历史经验也表明,恻隐之心所产生的道德情感往往是我们判断道德是非更为可靠的标准。自然选择的理论也为情感理性的思想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     

康德自主道德的理性主义基调及其困难 ——兼论对话伦理学和康德道德哲学之关联

韦尔默在其《伦理学与对话——康德和对话伦理学中的道德判断要素》一书中基于康德道德哲学之困难,考察对话伦理学为克服其困难所做的尝试并分析其成败得失,他把康德的绝对命令理解为一种以推己及人的方式检验准则确立法则的程序,并认为这只有在预设人类可能的"共同意志"的前提下才能成立,这种对绝对命令的颇具经验主义色彩的解读因忽视康德道德哲学的理性主义基调和道德普遍主义立场而难免误读之嫌。作为道德性的最高原则,绝对命令并非程序性原则,而是表达"理性地行动"这一自主道德的要求。由此引出的论证和应用的问题是康德道德哲学的两个重要问题,也是其困难所在。就对话伦理学与康德道德哲学的关联性而言,相比于韦尔默重点分析的哈贝马斯版本的对话伦理学,阿佩尔先验语用学路向的对话伦理学更好地继承了康德的理性主义精神,紧扣康德道德哲学的问题并尝试对之进行"改造"。     

非权义务与道德绑架

近年来,道德绑架问题引起了社会和学界的关注。道德绑架最普遍和最典型的形式是胁迫行善。道德上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或者说非权义务的区分有助于我们辨析道德绑架问题。道德绑架的实质是把道德上的非权义务等同于完全义务。道德绑架严重侵犯了个人的权利,有损社会的法治秩序,也会伤及道德自身。依法保护人的各种法律权利,增强人的权利意识是防范和消除道德绑架的重要途径。     

跨文化视角下情绪表达矛盾与心理症状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已有研究表明"欲言又止"的情绪表达矛盾会对个体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响。然而,与鼓励"一吐为快"的美国文化不同,中国文化本来就推崇"喜怒不形于色"。那么,文化会改变"欲言又止"与心理症状之间的关系吗?本研究通过对来自美国(鼓励情绪表达的文化)的549份问卷与来自中国(抑制情绪表达的文化)的509份问卷的对比分析,检验了抑制或鼓励情绪表达的文化规范在情绪表达矛盾与心理症状的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具体而言,情绪表达矛盾导致心理症状增加和社会限制增加的结果既出现在鼓励情绪表达的美国文化中,也出现在抑制情绪表达的中国文化中。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一步表明,文化规范调节了情绪表达矛盾与社会限制之间的关系——在美中文化中,情绪表达矛盾因个体感知到较高的社会限制而增加了心理症状。最后,文章讨论了该研究对情绪表达矛盾研究以及文化规范研究的意义及未来研究方向。     

父母心理控制与对立违抗障碍儿童抑郁和攻击行为的关系:父子依恋和母子依恋的中介效应

采用父母心理控制、亲子依恋、抑郁量表对从北京市、山东省和云南省14所小学筛选出来的246名对立违抗障碍(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ODD)儿童进行施测,并由被试的班主任填写儿童攻击行为量表,考察父、母心理控制对ODD儿童抑郁和攻击行为的影响,以及父子依恋和母子依恋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ODD儿童中男生人数更多,且男孩的抑郁和攻击行为更严重;(2)父亲对男孩的心理控制更强,而母亲在对男孩和女孩的心理控制上没有显著差异;(3)父、母心理控制与ODD儿童的父子依恋、母子依恋和抑郁均呈显著相关,但只有父亲心理控制与ODD儿童的攻击行为显著相关;(4)父子依恋在父母心理控制和ODD儿童抑郁之间没有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母子依恋在母亲心理控制和ODD儿童抑郁之间有显著的中介作用。父子依恋和母子依恋在父、母心理控制和ODD儿童攻击行为之间均没有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     

留守妇女与儿童焦虑的代际传递: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基于发展系统论和社会提供论构建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对322名留守、323名非留守母子进行为期半年共两次的追踪测查,考察家庭（母亲心理控制）、学校（教师支持）和同伴（朋友支持）系统对焦虑代际传递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1）心理控制对留守、非留守母子焦虑的代际传递均起部分中介作用;（2）留守母子焦虑代际传递的中介效应受教师支持的调节,随教师支持水平的提高,中介效应变得不再显著;（3）留守、非留守母子焦虑代际传递的直接效应受朋友支持的调节,随朋友支持水平的提高,直接效应变得不再显著。未来研究可聚焦于母亲、教师、同伴的视角打破留守母子焦虑的代际传递。     

从归因疗法到内隐理念：德韦克的心理学理论体系及影响

为更好地理解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Carol S. Dweck)的心理学理论体系,对其学术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分析,发现可按时间维度将其理论划分为四个相继形成的主题：(1)习得性无助和归因的关系主题;(2)成就目标理论主题;(3)内隐智力理念主题;(4)内隐理念主题。这些主题促进了归因、智力、动机、人格等心理学理论的发展,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健康、教育、人际关系及管理等实践领域,对学界与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