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伦理道德发展指数的哲学基础与体系建构

指数研究起源于经济学领域,这一研究逐渐延展至社会、文化领域,现在我们正进入人文指数的积极探索与建构的时代。伦理道德发展指数研究区别于道德心理学与道德社会学,以一种哲学伦理学视角,将自下而上原子式的伦理道德科学量化研究与自上而下实体式的伦理道德哲学研究相结合。在哲学本体论上提出道德偶然性世界观,为伦理道德量化研究提供形而上的理论论证,道德偶然性世界观是一种“偶然—必然”逻辑,不同于在“必然中克服偶然”的“必然—偶然”逻辑,它强调在“偶然中建构必然”,从而为伦理道德量化提供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在伦理道德理解上,着力于发现世界听得懂、中国老百姓明白的共通式的伦理道德理解结构,从而为伦理道德发展指数提供更为大众化、时代化、可普遍化的理解范式。在具体伦理道德指数建构方面,提出“五维三态十要素”的当代中国伦理道德发展指数指标体系,以“个体—家庭—社会—国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德主体与伦理共体为一级指标,以伦理道德的“实然、本然、应然”三态为二级指标,每个维度考察具有普适性、共通性、时代性的具体的伦理道德“十要素”。     

领导感激表达能提高员工的追随行为吗？情绪表达真诚性的作用

感激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近年来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结合情绪的社会功能理论和社会等级的双策略理论构建了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旨在探讨领导感激表达对员工追随行为的影响效果。通过一个情景实验和一个多时点、上下级配对的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证实了所提的理论假设:领导感激表达通过增加感知领导声望进而促进员工的积极追随行为,通过减少感知领导支配进而抑制员工的消极追随行为。尤其是当领导情绪表达真诚性高时,上述关系更为强烈。研究结论有助于启示领导者要更多、更真诚地向员工表达感激。     

辩证领导行为及其对企业创新能力和绩效的影响:一项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领导行为探究

在探索中国人应对历史危机的心理特征与行为表现的大框架下,本文研究了辩证领导行为这一概念的内涵、结构、测量方法、概念独特性,并探讨了辩证领导行为对企业创新能力和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辩证领导行为这一基于东方传统思维模式和哲学思想提出的领导行为概念具有6个维度:适时调整,因人而异,权衡矛盾,恩威并施,注重协调和整体管理。多个样本的数据提供的证据表明:1)辩证领导行为有别于其他现有的领导行为概念;2)中国高层管理者辩证领导行为更胜于美国高层管理者辩证领导行为;3)基于中国传统智慧的辩证领导行为可正向预测企业能否生存和发展的绩效指标——企业创新能力与企业绩效,且企业战略柔性起到中介作用。文章最后讨论了本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财富与德性——亚当·斯密论“美好生活”

亚当·斯密的生活哲学是当前斯密思想研究的新话题,而对“美好生活”内涵的阐释,构成了斯密生活哲学的主要内容。斯密从“财富”“道德”“美德”三重维度阐释了“美好生活”的具体内涵。斯密认为,商业社会中的商品交换和劳动分工所带来的财富的增长和普及构成了“美好生活”的基本物质前提。在此基础上,人们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不能偏废“德性”。“德性”具有关于普通品德的“道德”和关于高尚品德的“美德”的双重内涵。鉴于此,“美好生活”既可以是“财富”与“道德”的统一,也可以是“财富”与“美德”的统一。     

元代晋东南社学型文庙探源——以碑刻资料为中心

自唐代确立“庙学一体”制度后,最基层的文庙（庙学）设于州县,一般不在县级以下区域修建文庙。晋东南地区的乡村文庙现象,似与礼制不符。稽考相关碑刻资料可知,元代兴建的社学是这类乡村文庙的主要来源,因其具有“学舍—礼殿”并存的形制格局,实质上是一种兼有文教与祭孔功能的社学型文庙。元代晋东南社学型文庙的礼仪空间多采用“二公十哲”祀位模式,并仿照州县庙学举行“释奠之礼”。从类型上看,社学型文庙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学校文庙”。     

晋东城市型历史文化名村的空间形态策略研究——以山西大阳泉古村为例

历史文化名村是融合地域特征、历史价值、民族特色和乡土文化的传统村落,是当前我国实施乡村振兴发展战略中不可忽视的物质和精神资源。见证晋东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山西省阳泉市大阳泉古村,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被城市包围,成为“城中村”。以旅游促发展为其既定发展战略,却未能形成理想的局面,保护和发展均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困境。运用空间句法,通过轴线分析、凸空间分析等方法,对大阳泉古村的功能布局、空间结构等进行宏观和微观的空间量化分析。研究发现,大阳泉古村新旧建筑交汇区的公共性、空间渗透性较强;大阳泉街北侧垂直街巷轴线性不明确,通透性较差;传统院落空间主体公共性弱,可达性较差。据此提出解决策略,为推动大阳泉古村旅游发展做出探索。     

人机混合能动者的伦理意义、建构分析和启示

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使它极可能担负道德责任,拒斥人工智能成为道德能动者是不现实且理由不足的。人工智能作为道德能动者有其哲学理论基础,但它目前只能成为显性伦理主体而非完全伦理主体,尚不足以现实地被问责,它无法解决"好"的决策问题、伦理契合问题和具身化问题。因此,人工能动者相关的伦理问题需求一个可替代的道德能动者——人机混合能动者。混合能动者不仅能够在人工智能技术支持其成为完全伦理主体之前,作为伦理主体承担道德责任,而且在人工智能成为完全伦理主体之后也将长期存在。因此,加强以混合能动者作为伦理主体的研究是有必要的,混合能动者符合社会—技术—认识高度不可分的立场,也是实现分布式道德的重要一环,更是实现人机融合的关键步骤。通过对混合能动者内部建构进行行动哲学的理论分析,提出人工智能的伦理准则需依据以混合能动者内外为划分而产生的六个维度,有助于人工智能的伦理准则的推进和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     

专家-熟手-新手型教师教学策略与成就目标、人格特征的关系研究

该研究对不同类型教师的教学策略、成就目标和人格特征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新手型教师的教学策略与成绩目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其中成绩——回避目标是其教学策略的有效预测变量,而熟手型教师和专家型教师则与任务目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精神质是新手型教师教学策略的有效预测变量,内外向是熟手型教师教学策略的有效预测变量,而专家型教师的神经质对其教学策略存在着重要的影响。     

自由伦理学何以可能

近代伦理学是一种自由之伦理学"。可是,从表面上看,自由与伦理是矛盾的:自由是行为主体的自我决定,其意向性是无限的;而伦理、道德则关涉到行为规范,规范则意味着限制。但当我们把自由划分为精神自由与行为自由两种,我们就会发现,精神自由(意志自由)固然是无限的,但精神自由的真正实现是需要有理由的支撑的,所以精神自由便能够自主地确立伦理规范。而行为自由并不是无限的,所以需要有伦理规范施加的制约,制约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更大和更长远的行为自由的实现。一句话,精神自由为了行为自由之故而确立伦理规范,从而对行为自由予以限制,最终以换取更大的行为自由的可能性。于是,自由与伦理学就并不矛盾了,而是和谐地贯通在一起。所谓自由伦理学,便拥有了基于自由的伦理学和为了自由的伦理学这双重涵义。     

论道德冷漠

道德冷漠作为一种善的缺乏,体现为道德敏感的缺乏、道德判断的搁置和道德实践上的不作为。道德冷漠是一种"平庸的恶",其出现主要是因为个体的道德抑制机制受损,因而缺乏与恶作斗争的自觉意识。道德冷漠本质上是一个如何看待他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