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外语效应及其调节变量：来自元分析的证据

同一个道德决策情景使用外语(相比母语)呈现时,个体会表现出更强的功利性倾向,即道德外语效应。随着研究的深入,结论并不一致。本研究运用元分析方法首次探讨了语言类型(母语vs.外语)对道德判断中功利性倾向的影响,并分析了相关的调节变量。通过文献检索及梳理,共有19篇文献46个独立样本97个效应量符合元分析标准(N=9672)。结果显示存在较小但稳定的道德外语效应(g=0.23);调节效应分析表明,道德外语效应受故事类型的影响,在个人道德两难故事中存在较小但稳定的外语效应(g=0.32),但在非个人道德两难故事(g=0.11)与日常道德评价故事中(g=0.12)不存在外语效应;非个人道德两难故事中的外语效应受记分方式的影响,多点记分在该故事类型下存在效应(g=0.27),二点记分不存在效应(g=0.05);性别和语系类型没有显著的调节效应。这些结果表明语言类型对个体面对道德困境时的选择倾向有一定程度的影响,道德故事类型和记分方式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加以考虑。     

市场经济、道德权利与产权伦理

产权伦理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根本性的精神基础,是建立有效的产权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重要条件;同时,它是人类道德体系的核心价值理念之一,是基于权利,义务与道德的内在逻辑构建起来的。产权伦理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可以构成一门具有特殊的学科特质,研究方法和理论内容的伦理学学科。     

“善良意志”与道德权限

“善良意志”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他将善良意志提升到道德领域的至善地位,从而确定了道德的纯粹性。他还借助善良意志划分了善与恶的界限,指明了责任作为检验善恶的标准,将传统德性论的品质和功用主义的幸福都排除在道德领域之外。由此,康德还将伦理与道德的界限做了区分,他强调伦理与道德各自明确自身的权责,从而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     

合作治理中的道德能力

合作治理要求多元治理主体具有与治理复杂公共事务相应的治理能力,而道德能力则是治理能力的重要构成要素。后工业社会复杂性的日益增长以及服务关系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内在地要求唤醒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能力。这就需要公共管理者在处理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时,要有相应的道德认知能力、道德判断能力、道德选择能力及道德行动能力。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能力必须通过制度重构来实现,这即是说,通过道德的制度设置使得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能力及道德感得以唤醒,并成为其普遍的行动范式,这就要通过制度安排从根本上改变其生活秩序与心灵秩序,而制度重构对公共管理者来说是一个生活秩序与心灵秩序同构的过程。     

《英国美学杂志》40年

在千年纪元到来之际,《英国美学杂志》刚好推出它的第40卷,进入它的不惑之年。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恰当的时机,透过刊物的视野,借几页序言的篇幅,对近半个世纪的美学及其前景做些许概括性的反思。严格说来,本刊的40周岁要到2000年秋季号才满,因为1960年秋天我们的第1期才面世。但是这些周而复始的数字有一种诱惑,鼓动我们将第40卷的首期与新千年的开始重合在一起,其真实理由不过是希望引起特别的注意。     

道德关怀范围的持续扩展——从非人类动物到无生命的机器人

人类道德进步的历史就是道德关怀的范围不断扩展的历史。环境伦理学的重要理论贡献是,区分了道德行为体与道德承受体,把道德承受体的范围扩展到了人类物种之外的自在物。当代机器人伦理学接过环境伦理学扩展道德关怀的接力棒,不仅把道德承受体的范围从自然存在物扩展到了作为人工制品的机器人,还把道德行为体的范围扩展到了具有道德功能的社会机器人。随着道德关怀范围的扩展,出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道德行为体和五类不同的道德承受体。为了应对伦理共同体成员的增加所带来的伦理挑战,需要建构具有拓展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后科学主义与全球主义性质的新型伦理文化。     

网络社会的伦理与道德教育——“第26次中韩伦理学国际学术大会”综述

由中国伦理学会、韩国伦理学会共同主办的第26次中韩伦理学国际学术大会于2019年9月29日至10月1日在韩国举行,来自中国和韩国的100余位伦理学研究者和道德教育工作者出席会议,中韩两国与会者围绕"网络时代的伦理与道德教育"的主题展开了深入的学术研讨。一、网络社会的伦理变革韩国东国大学金辰仙博士从客观主义伦理学的视阈讨论了网络时代超连接(高度互联)社会的道德意义。客观主义伦理学重视每个人的发展,主张道德价值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鼓励个体的成长与社会发展有机共存。     

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双重维度的统一

在马克思一生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存在前后相继的两种维度,即青年马克思以道德批判为主导,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逐渐转向以科学批判为主导。如何看待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两种维度之间的关系,这是关系到我们能否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问题,学界围绕此论题存在着争论。事实上,尽管马克思的理论从道德批判转向科学批判是不争的事实,但即使以科学批判为标志的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亦并未抛弃道德批判的维度,这两种批判维度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之中,单纯强调一种批判维度而贬低甚至否定另一种,都是片面的。     

儒家“三纲”伦理的现代反思

"三纲"的内容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传统儒家道德体系的"总纲",自产生之日起就受到人们的误解和批评。一些人认为,"三纲"体现的是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这是一种误读。其实,"三纲"体现了儒家"仁义"和"仁爱"的伦理精神,目的是为了协调社会秩序,其本质内涵是从整体利益出发,体现小我服从大我、个体服从全体、部分服从整体的"抽象理想"的道德原则和伦理秩序。因此,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社会实践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视野下,应该抛开片面的、单一的思维模式,全面地审视"三纲",从中汲取合理的价值资源,这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大有裨益的。     

青少年的学校适应问题：家庭亲密度、家庭道德情绪和责任感的作用

随机选取某市三所普通中小学四、六、八、十年级的755名青少年为被试,使用自评和他评问卷探讨家庭亲密度、家庭道德情绪和责任感与青少年学校适应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青少年家庭亲密度、责任感与学校适应问题存在性别差异,女生家庭亲密度和责任感高于男生,外化和学业问题少于男生;家庭亲密度、道德情绪和责任感随年龄增长呈下降趋势;（2）家庭亲密度正向预测道德情绪和责任感,直接和间接负向预测青少年学校适应问题。（3）责任感负向预测学校适应问题,并在家庭亲密度和学校适应问题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结构方程模型各指标的拟合效果较好。家庭亲密度、责任感是学校适应问题的良好预测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