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世纪真善美的创建规律

创建新世纪真善美会涉及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但重点还在于对规律性的认识方面。规律既是事物内部必然的、本质的联系,又是该事物与他物之间相互作用的特质。对真善美在新世纪基本的创建规律的初步认识,粗略地可分为如下四大方面。     

道德与国家对外权力行为——国际法和国际道德规范

中国人对国际政治中的道德问题的普遍关注,是在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的暴行的激愤中产生的。随即《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开设的“中国对策与选择”栏目,围绕中国应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政策展开了专家与大众都积极参与的大讨论。讨论中出现的中心议题之一,就是中国在     

厌恶情绪与自杀行为的关系

自杀导致人类死亡的人数与日俱增,然而自杀的心理机制却并不清楚。最近研究发现,厌恶情绪是导致自杀的主要情绪因素,个体因为自身厌恶而走向自杀。厌恶情绪是一种对自己和他人排泄物等反感的基本情绪,促进个体远离毒性和疾病,从而产生“免疫行为”。许多心理问题来自于对周围人或事物的厌恶,有自杀行为的个体对自身极其厌恶,说明他们的厌恶情绪出现了问题。如同躯体免疫攻击自身一样,自身厌恶是自杀意念的关键因素,早年创伤是其根源,生活压力和精神疾病也参与厌恶诱发自杀意念。厌恶诱发自杀意念的神经基础与HPA轴和五羟色胺系统有关。未来研究可利用神经影像和电生理等神经科学技术,检验自杀行为的神经机制,探讨厌恶情绪影响自杀行为的心理和神经机制。     

论学生道德能力的培养

道德能力是人认识理解道德规范,在面临道德问题时能够鉴别是非善恶,作出正确道德评判和道德选择并付诸行动的能力,是促进人的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我国传统道德教育长期以来一直忽视对学生道德能力的培养,造成道德能力培养中的错位和缺位现象。主体意识的凸显、新的交往形式的形成及德育的不断发展,为道德能力的培养提供了诸多可能性条件。现代德育应面向生活世界,实现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结合,以"生成的人"的方式培养人,提高学生的道德能力。     

欧洲哲学视野中的"知识"和"道德"——读列维纳斯《存在之外》一些感想

追问“什么”是欧洲形而上学的核心,它真正追问的乃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在理性观照下,事物在不同层次上的显现与本质。事物的这种显现与本质,既是它们的存在,也是关于它们的知识。但是,对于列维纳斯来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之前,尚有人与他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外于“知识”,外于“存在”。因为它是自由者间的关系,他者不可由“我”来显现、观照,是完全异于“我”的。因此,人与人之间首先是伦理-道德的关系,而不是知识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伦理-道德外于、高于知识。然而,对于人这种有限存在者来说,他的一切知识,实质上都是对“不断（的经验事物）”的一种断,都是在不全处作出全的论断。因此,知识实乃包含着自由与责任于自身。换言之,伦理-道德也在知识中,知识实际上也是事物的一种自由的存在。因此,存在论-知识论与伦理学之关系,是否如列维纳斯所认为的那样,仍值得深究。     

核心厌恶与道德厌恶唤醒与适应的特异性：来自主观情绪体验和自主神经活动的证据

不同诱发物引发的厌恶情绪是否具有同质性目前存在争论。研究选择核心厌恶和道德厌恶图片为实验材料,以女大学生为被试,考察情绪诱发和适应阶段的主观情绪体验和自主神经活动变化。结果表明,（1）核心厌恶情绪下个体心率下降、心率变异性HF显著升高,在情绪主观体验和生理唤醒上出现适应性反应,表现为随刺激反复出现,厌恶反应减少;（2）道德厌恶下个体心率显著上升,没有出现情绪适应性反应。研究结果支持了核心厌恶和道德厌恶情绪的特异性观点。     

当代中国伦理道德发展指数的哲学基础与体系建构

指数研究起源于经济学领域,这一研究逐渐延展至社会、文化领域,现在我们正进入人文指数的积极探索与建构的时代。伦理道德发展指数研究区别于道德心理学与道德社会学,以一种哲学伦理学视角,将自下而上原子式的伦理道德科学量化研究与自上而下实体式的伦理道德哲学研究相结合。在哲学本体论上提出道德偶然性世界观,为伦理道德量化研究提供形而上的理论论证,道德偶然性世界观是一种“偶然—必然”逻辑,不同于在“必然中克服偶然”的“必然—偶然”逻辑,它强调在“偶然中建构必然”,从而为伦理道德量化提供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在伦理道德理解上,着力于发现世界听得懂、中国老百姓明白的共通式的伦理道德理解结构,从而为伦理道德发展指数提供更为大众化、时代化、可普遍化的理解范式。在具体伦理道德指数建构方面,提出“五维三态十要素”的当代中国伦理道德发展指数指标体系,以“个体—家庭—社会—国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德主体与伦理共体为一级指标,以伦理道德的“实然、本然、应然”三态为二级指标,每个维度考察具有普适性、共通性、时代性的具体的伦理道德“十要素”。     

“道德感”抑或“道德情感”——论休谟和哈奇森道德基本根据的分野

休谟和哈奇森同为18世纪英国道德情感主义的主要代表。尽管休谟继承了哈奇森道德根据于情感的观点,但他在讨论道德根据时,所使用的基本概念逐渐呈现出由“道德感”向“道德情感”转化的现象。休谟的根本目的是彻底瓦解道德感的神学基础,将道德完全奠定在人性真实的、普遍的情感之上。在基础概念的转化中,休谟一方面为道德情感增加了历史内涵,出现用历史给道德定位的显著倾向;另一方面休谟为道德情感增加了社会内涵,反映出他对道德和社会关系的深刻思考。因而,系统全面地辨析休谟和哈奇森关于道德根据的论述,不仅可以清晰展现两者道德学说的不同进路,还有助于把握整个道德情感主义的发展历程。     

化学技术在人类道德增强中的作用析论

化学是打开人类道德进化的一本书。化学演进史亦是人类道德演进史。在与传统化学技术互动的历史进程中,道德因之发生了正向增强与反向进化的双重演化。与传统化学技术相比,非传统化学技术基于自然主义的理论立场,把道德问题还原为技术问题,继而借助化学药物的嵌入,对"道德因子"进行增删补益,从而实现了人类道德增强作用"量的增长"和"质的飞跃",起到了极其特殊的作用。可以预见,随着化学技术作用的充分涌流,非传统化学道德增强技术的系统性实现,化学对人类道德增强作用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将与日俱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