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建设与价值导向

由于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 ,传统诚信赖以发挥作用的基础与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 ,使“天然性诚信”相应地走向“建构性诚信”。诚信在道德价值体系中属于基础性的规范 ,这种基础性使诚信建设具有优先性。诚信建设既要承接传统、面向现代、与其他社会规范相协调 ,又要充分展现其层次性 ,使之成为攀登更高的道德价值目标的起点。     

感知不透明性增加职场中的算法厌恶

职场中用算法作为人类决策的辅助和替代屡见不鲜,但人们表现出算法厌恶。本研究通过4个递进实验在不同职场应用场景下比较了人们对于人类决策者与算法决策者所做决策的态度,并探讨其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结果发现:在职场情境中,相比于人类决策者,人们对算法决策的可容许性、喜爱程度、利用意愿更低,表现出“算法厌恶”。这一现象的内在心理机制是相比于人类决策,人们认为算法决策者的决策更加不透明(实验2～3)。进一步研究发现,当算法被赋予拟人化特征时人们扭转了对算法决策的厌恶,提高了对其的接纳态度(实验4)。研究结果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人们对算法决策的反应,为推动社会治理智能化、引导算法使用伦理化提供启示。     

中西方文化差异对虚拟人道德责任判断的影响

近年来,社交网络上涌现出大量具有真人特征的虚拟人物,他们以第一人称视角叙事以获得影响力,然而其背后的道德伦理问题也逐渐浮现。当社交媒体虚拟人犯错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其道德判断会有何不同？本文基于心智感知理论,通过5个主要实验探索中西方文化差异对虚拟人道德责任判断的影响和机制。研究表明,在被告知虚拟人的不道德行为后,比起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影响下的人们认为虚拟人需要承担更大的道德责任;但这种文化差异没有出现在对真人的道德责任判断上(实验1a～1c)。并且不论虚拟人是由真实人类还是人工智能驱动,这种文化差异都会存在(实验1c)。这种文化差异通过感知心智能力来中介(实验2)。具体而言,比起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影响下的人们认为虚拟人的心智能力(特别是感知力)更高,因此需要承担更大的道德责任。此外,对虚拟人更大的道德责任判断会导致中国文化(相比西方文化)影响下的人们更倾向于对虚拟人施加道德惩罚(实验3)。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将道德责任判断和心智感知的对象拓展到虚拟人上,并揭示了中西方文化差异及其后续影响。     

宗教与建构一个好社会的思考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聚焦于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之间存在明显断裂的现象,借鉴涂尔干提出的社会失范(anomie)概念,来理解在日益非人格化的现代社会中存在的现代主义、享乐主义、大众文化和多元价值所造成的文化矛盾、信仰危机和道德失落等问题;探讨在传统宗教价值衰落之际,现代人找回信仰的根基和归宿,并重塑文化聚合力的种种可能。     

能力、责备与康德准则

不相容论者倾向于认为,为了能够对一个行动承担道德责任,行动者必须在实际上采取这个行动的时候能够采取其他可能的行动,因此道德责任预设或要求一种"反因果"的自由。哈里·法兰克福在发表于1969年的一篇著名文章中试图反驳这个观点。不相容论者已经采取了一些策略来回应法兰克福的挑战,其中的一个重要策略旨在表明,在道德责备的特殊情形中,不相容论者的主张可以得到维护。然而不相容论者通过诉诸康德准则对法兰克福挑战的回应并不成功。     

中国革命道德的百年发展历程及启示

中国革命道德萌芽于五四运动,发端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初步形成,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最终形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得以传承并创新发展.中国革命道德创新发展的百年历程呈现出鲜明的规律特征,为新时代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历史借鉴和现实启示.     

《道德本体论》自序

所谓道德本体论,是在人心性本体存在上讲的;而其为道德,最终是以人的心性本体存在为其源头的。道德,特别是道德精神,是人性美好的表现。这种纯乎天理、创化不已的心性存在,就是本部论著所说道德本体;而以此为理论基础,研究华夏民族道德精神世界的获得,就是本部著作所谓道德本体论研究。     

道德革命:李达与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中国化

基于对当时道德状况的考察及其探索"中国出路"的目的,李达不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道德的来源、特点、本质以及道德与法律的关系,而且用自己的实践推动了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中国化。研究李达推进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中国化的过程及其内容,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近代道德革命的发展历程,而且可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借鉴。     

后启蒙时代的普遍人权论证 ——从道德直觉论到建构论

在后启蒙时代的背景下,人权的"普遍性"问题和西方学界的理性主义批判融合在了一起。理性主义的式微使人权无法在哲学上被论证为"普遍性"的,同时道德直觉论承担了人权实践的解释和补充作用。近三十年来,西方学界兴起的建构论开始批评道德直觉论的不足,并提出了人权的"主观普遍性"理论。为了避免产生过于激进的人权观念,德沃金和哈贝马斯分别从司法传统和共识的角度,对"主观性"的人权理论提出了规范性的要求。     

从汤用彤的首篇论文看学衡派的思想渊源

辛亥革命后,中国仍未摆脱积贫积弱、备受列强欺凌的困境,且在政治、军事、社会秩序等各方面陷入混乱局面;加之西方各种思潮蜂拥而入,对失去制度基础的儒学造成强烈冲击,从而导致了前所未有的意义迷失与传统文化的认同危机。如何尽快地拨乱反正,重建国人的价值体系,成为当务之急。这种情势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崛起提供了条件,而欧战引发的西方文化危机则进一步为之提供了契机。作为学衡派中坚的汤用彤的文化保守主义观念,正是在此时开始形成,并走在了时代前列。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