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信息对面孔吸引力判断的无意识调节

抽象语言信息是否能够影响知觉?本研究在审美领域对此进行考察,探索无意识获取的道德信息是否影响个体对相应面孔吸引力的知觉判断。结果发现个体对面孔吸引力的知觉判断受到内隐道德信息的调节,且调节效应与面孔本身吸引力水平无关; 另外,面孔审美判断的反应时受到道德美丑和面孔吸引力的共同影响,尤其当两类信息相矛盾时被试需要更长的时间进行判断。研究结果表明抽象的社会道德信息可以对面孔吸引力的知觉判断产生自上而下的调节。     

自恋与心理健康:适应性自恋与病理性自恋的不同作用

目的:探讨适应性自恋与病理性自恋对个体心理健康的不同影响。方法:750名大学生完成了一套由自恋人格问卷(NPI)、病理性自恋量表(PNI)和症状自评量表(SCL-90)组成的测验。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变量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病理性自恋的二阶因子自恋易损性对个体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自恋易损性水平越高,个体心理健康水平越低。自恋夸大性和适应性自恋(自恋人格问卷,NPI)对心理健康的正向预测作用达到边缘显著,自恋夸大性和适应性自恋得分越高,心理健康水平越高。结论:病理性自恋的二阶因子自恋易损性对心理健康具有明显的破坏作用,而自恋夸大性和正常/适应性自恋可能对心理健康存在微弱的保护作用。     

建构反应题中能力估计准确性的影响因素:评分者人数和项目个数的交互作用

采用康春花、孙小坚和曾平飞(2016)提出的等级反应多水平侧面模型探讨了评分者人数和项目个数对被试能力估计准确性的影响。模拟研究的结果表明:(1)随着项目个数的增加,估计值与真值之间的相关也不断增加;(2)评分者人数和项目个数在平均绝对偏差(MAB)和误差均方根(RMSE)上的主效应均显著,两者间的交互效应也显著;(3)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当项目较少时,3个评分者条件下的能力估计准确性最好; 随着项目个数的增加,4个评分者的估计误差迅速下降,且表现变为最好。     

唐代女冠服饰初探北大核心SSCI

唐代道教兴盛,道教服饰制度亦日益完善。唐代女冠服饰分为服装和妆饰两部分,以下分述之。 唐代女冠服装 唐代女冠的服装有法服和常服之别。 （一）法服 唐代道教服饰制度进一步完善,衣秩等级日趋鲜明。张万福《三洞法服科戒文》日：“初人道门,平冠黄帔;二者正一,芙蓉玄冠,黄裙绛褐;三者道德,黄褐玄巾;四者洞神,玄冠青褐;五者洞玄,黄褐玄冠,皆黄裙对之,冠象莲花,或四面两叶,褐用三丈六尺,身长三尺六寸。     

论亚当·斯密道德哲学中的“游叙弗伦困境”

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代表了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英国道德情感哲学的理论高峰,然而,这种道德哲学却蕴含着一种可以被称为"游叙弗伦困境"的内在理论缺陷。分析"游叙弗伦困境"的表现形式、内在根源及其理论后果,探析斯密道德哲学具有的内在缺陷,客观评价包括《国富论》在内的斯密全部学说以及由斯密所代表的苏格兰启蒙学派,可以为当代道德理论和经济学理论提供历史启示。     

论康德义务第一命题的调和式主张

康德认为只有出于义务而不出于任何偏好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这个"义务的第一命题"在当代遭到了来自德性伦理学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情感才能表达对人的关切,也才具有真正的道德价值。当代一些康德学者试图维护康德的主张,认为在康德那里并不排斥情感,情感或偏好可以融入康德的行动理论。帕顿、亨森、赫尔曼以及阿利森采取了不同的方案,或认为康德的论述更多地出于方法上的考虑,或构筑行动模型表明情感在有道德价值行动中的地位。这种解释方式可以被称为调和式主张。但是他们的解释存在着各自的问题,不仅不符合康德的原意,且本身也问题丛生。调和式主张的根本问题在于以经验性动机理论解释行动,而康德是在意志的规定根据上来确定行动的道德价值。     

何为情感理性

西方道德情感主义者主张人类天生的情感或情感反应能力是理解、解释和辩护道德的最终根据。但如果情感自身的合理性得不到说明,或者需要情感以外的理性概念来加以辩护,那么,以情感来理解、解释和辩护道德的道德情感主义路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难以成立的。我们需要一种有别于西方传统理性概念的情感理性概念来为道德情感主义做根本的辩护。情感理性既可以界定为一种推理能力,即通过情感反应从某些事实前提推出规范性判断或价值判断的能力,也可以界定为规范性或应当性的来源之一。情感理性的思想为近期认知神经科学的实验研究所证实。历史经验也表明,恻隐之心所产生的道德情感往往是我们判断道德是非更为可靠的标准。自然选择的理论也为情感理性的思想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     

康德自主道德的理性主义基调及其困难 ——兼论对话伦理学和康德道德哲学之关联

韦尔默在其《伦理学与对话——康德和对话伦理学中的道德判断要素》一书中基于康德道德哲学之困难,考察对话伦理学为克服其困难所做的尝试并分析其成败得失,他把康德的绝对命令理解为一种以推己及人的方式检验准则确立法则的程序,并认为这只有在预设人类可能的"共同意志"的前提下才能成立,这种对绝对命令的颇具经验主义色彩的解读因忽视康德道德哲学的理性主义基调和道德普遍主义立场而难免误读之嫌。作为道德性的最高原则,绝对命令并非程序性原则,而是表达"理性地行动"这一自主道德的要求。由此引出的论证和应用的问题是康德道德哲学的两个重要问题,也是其困难所在。就对话伦理学与康德道德哲学的关联性而言,相比于韦尔默重点分析的哈贝马斯版本的对话伦理学,阿佩尔先验语用学路向的对话伦理学更好地继承了康德的理性主义精神,紧扣康德道德哲学的问题并尝试对之进行"改造"。     

非权义务与道德绑架

近年来,道德绑架问题引起了社会和学界的关注。道德绑架最普遍和最典型的形式是胁迫行善。道德上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或者说非权义务的区分有助于我们辨析道德绑架问题。道德绑架的实质是把道德上的非权义务等同于完全义务。道德绑架严重侵犯了个人的权利,有损社会的法治秩序,也会伤及道德自身。依法保护人的各种法律权利,增强人的权利意识是防范和消除道德绑架的重要途径。     

高中英语阅读测验中题组模型的选择与应用

本研究通过高中英语阅读测验实测数据,对比分析双参数逻辑斯蒂克模型 (2PL-IRT)和加入不同数量题组的双参数逻辑斯蒂克模型 (2PL-TRT), 探究题组数量对参数估计及模型拟合的影响。结果表明：(1) 2PL-IRT模型对能力介于-1.50到0.50的被试,能力参数估计偏差较大;(2)将题组效应大于0.50的题组作为局部独立题目纳入模型,会导致部分题目区分度参数的低估和大部分题目难度参数的高估;(3)题组效应越大,将其当作局部独立题目纳入模型估计项目参数的偏差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