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伦理道德发展指数的哲学基础与体系建构

指数研究起源于经济学领域,这一研究逐渐延展至社会、文化领域,现在我们正进入人文指数的积极探索与建构的时代。伦理道德发展指数研究区别于道德心理学与道德社会学,以一种哲学伦理学视角,将自下而上原子式的伦理道德科学量化研究与自上而下实体式的伦理道德哲学研究相结合。在哲学本体论上提出道德偶然性世界观,为伦理道德量化研究提供形而上的理论论证,道德偶然性世界观是一种“偶然—必然”逻辑,不同于在“必然中克服偶然”的“必然—偶然”逻辑,它强调在“偶然中建构必然”,从而为伦理道德量化提供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在伦理道德理解上,着力于发现世界听得懂、中国老百姓明白的共通式的伦理道德理解结构,从而为伦理道德发展指数提供更为大众化、时代化、可普遍化的理解范式。在具体伦理道德指数建构方面,提出“五维三态十要素”的当代中国伦理道德发展指数指标体系,以“个体—家庭—社会—国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德主体与伦理共体为一级指标,以伦理道德的“实然、本然、应然”三态为二级指标,每个维度考察具有普适性、共通性、时代性的具体的伦理道德“十要素”。     

“道德感”抑或“道德情感”——论休谟和哈奇森道德基本根据的分野

休谟和哈奇森同为18世纪英国道德情感主义的主要代表。尽管休谟继承了哈奇森道德根据于情感的观点,但他在讨论道德根据时,所使用的基本概念逐渐呈现出由“道德感”向“道德情感”转化的现象。休谟的根本目的是彻底瓦解道德感的神学基础,将道德完全奠定在人性真实的、普遍的情感之上。在基础概念的转化中,休谟一方面为道德情感增加了历史内涵,出现用历史给道德定位的显著倾向;另一方面休谟为道德情感增加了社会内涵,反映出他对道德和社会关系的深刻思考。因而,系统全面地辨析休谟和哈奇森关于道德根据的论述,不仅可以清晰展现两者道德学说的不同进路,还有助于把握整个道德情感主义的发展历程。     

梁启超塑造新民的道德路径及其现代启示——基于《新民说》的探讨

梁启超《新民说》强调以道德塑造新民,借新民救亡图存。梁启超提出“公德 —私德”的分析框架,并根据自身理论及实践的结果,于不同时期给予了相应的侧重性说 明。他指出,民德并非单独的存在物,必须与民力、民智相匹配才能发挥作用,三者之间构 成“三位一体”的共在关系;道德工夫务求简易,借助正本、慎独与谨小,塑造道德的 纯正动机、自觉监督及可行起点。透过梁氏的道德思想及其引发的道德问题争鸣,既可以见 证道德培育之于个体生命成长及社会秩序维系的必要性,也可以探究道德生成及其发挥作用 的局限性,更可以为当前社会道德培育提供相应的启示意义。     

具身认知视角下的道德隐喻表征

道德隐喻已成为道德心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随着具身认知相关理论的兴起,道德隐喻的具身研究逐渐展开。目前,具身道德隐喻的维度主要包括空间、温度、洁净、颜色、明暗、触觉、味觉、嗅觉等。具身道德隐喻的相关理论解释主要包括概念隐喻理论、具身认知理论、知觉符号理论和架构理论。今后的具身道德隐喻应更多的探讨跨文化的差异性,丰富道德隐喻具身维度的内容以及各维度之间的相关性,同时要引入道德隐喻的影响机制分析。     

责任消费理念的伦理意蕴

责任消费是联合国确立的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消费者除积极维护消费中的道德权利外,还应自觉承担消费中的道德责任。责任消费理念针对消费主义的弊端而兴起,显示出助推人的全面发展、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的进步、生态环境的保护等伦理价值,内含人类美好生活所要求的新型消费模式的方向。应该通过理念阐释、制度安排、宣传教育及消费者行为自觉等多个路径,使责任消费这一"善"的理念成为人们现实生活中"活的善"和广大消费者"个体的美德"。     

道德旁观与道德消费——关于孟子“推扩”心理的再反思

与现代社会的道德旁观现象类似,《孟子》中的"见牛未见羊"现象揭示出:虽然人皆有不忍之心,但却不是人人皆能将其有所推扩。要解读这一现象,必须撇开孟子性善立场的先入为主,回到齐宣王本人的语境中审视其心理状态的变化过程。总体而言,孟子强调的不忍之心对齐宣王而言主要意味着一种心理平复所带来的道德欲求的满足。这种满足感对应于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乃是一种原始意味的被动道德欲求,而孟子希冀齐宣王具备的却是一种"不谓命"式的君子道德意志。两者在外向推扩方面的动力差别造就了"见牛未见羊"现象的出现。引申而言,促使齐宣王做出行为反应的被动道德欲求更普遍地以一种旨在使行为主体获得道德满足感的消费形式存在。这致使人们往往将道德等同为一种道德消费,并因满足感获得途径的便宜而过高估计了自己践履道德的真实能力。故而每当身临困境时便习惯以一种旁观者的角色介入其中,拒绝或不能担负相应的道德责任,于此就出现了常见的道德旁观现象。因而"推扩"的心理基础或更应被理解为一种不得满足的负疚感,以及由此激发的使他人从中获得解脱的决心,而不能简单架构于恻隐之心的"人皆有之"上。     

论道德与资本的逻辑关系

道德与资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资本的本性与道德力量不仅不相抵触,而且互为支撑,资本的科学运动需要道德,道德在经济建设中的存在理由和作用需要效益和利润验证;道德目的与资本目的在经济活动中相向而行,取向趋同,都是为了取得更多效益和利润,同时在不同路径上提升人的素质;道德价值与资本理性目标一致,且有着不可分割的逻辑关联,道德价值和资本理性在资本运动中实现统一。因此,道德是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精神资本,道德也是资本。     

“常理”与“非常理”:朱熹死亡观念的一个侧面

为解释死亡发生的根本原因并应对死亡所带来的社会失序问题,朱熹从理气宇宙论与道德生命观出发,按照"常理"与"非常理"的死亡分类模式,一方面将"人死为鬼""人死气散"视为"生死之常理",并通过祖先与子孙间的祭祀感格弥缝因死亡所造成的人伦秩序的断裂;另一方面,又将强死为厉解释为气未散尽的非常理状态,并通过终归于散与道德生命的修养等途径予以安顿。朱熹建构了一套理学化的死亡知识体系,具有周全性与涵容性的特点,其中蕴含的儒家人文主义气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自由伦理学何以可能

近代伦理学是一种自由之伦理学"。可是,从表面上看,自由与伦理是矛盾的:自由是行为主体的自我决定,其意向性是无限的;而伦理、道德则关涉到行为规范,规范则意味着限制。但当我们把自由划分为精神自由与行为自由两种,我们就会发现,精神自由(意志自由)固然是无限的,但精神自由的真正实现是需要有理由的支撑的,所以精神自由便能够自主地确立伦理规范。而行为自由并不是无限的,所以需要有伦理规范施加的制约,制约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更大和更长远的行为自由的实现。一句话,精神自由为了行为自由之故而确立伦理规范,从而对行为自由予以限制,最终以换取更大的行为自由的可能性。于是,自由与伦理学就并不矛盾了,而是和谐地贯通在一起。所谓自由伦理学,便拥有了基于自由的伦理学和为了自由的伦理学这双重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