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性恶论”的政体改良指向

<正>秦汉以来的政治体制容易给人造成错觉,以为无条件的"治"与"被治"是中国日后政治方向的不二选择。这种错觉的发生,多半是因为解释者把结果当成了必然,以为事实本该如此。于是,当寻找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时,人们多倾向于用必然的结论去逆推自明的前提,把原本丰富多彩的先秦政治设计归结为干瘪单调的"一君万民"政体,致使立意和初衷有所差异的其他思想要素及其发育的可能性反而横遭掩埋。对荀子"性恶论"的部分认识,大概就属于这类案例之一。     

思孟学派“智”的德性化及其影响

"智"是先秦儒家重要的道德范畴之一。不过,"智"最初并不是一个纯道德的范畴,而主要是一个知性的范畴,如指知识、智慧、智谋等,也有聪明、智巧等含义。后来,思孟学派将其视为"四德"或"五行"之一,与仁义等道德概念相提并论,且被后世包括汉儒、宋明诸儒在内的儒家学者广泛认肯。那么,"智"是如何从主要是知性范畴转向德性范畴的?其德性化进程与儒家思想的发展有着怎样的关联?这种转化对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及思维方式的走向发生过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本文试图通过对"智"在先秦的德性化转变的分析,力求给这些问题做一点说明,以就教于同仁。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开显

<正>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近几年来中国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有关于此的研究目前遇到一个"从何处进入"的难题,即应从什么视角或根据什么范式清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语境并指陈其问题与逻辑,进而开发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更为开阔的理论空间。从已有的学术探索来看,有两种理路值得注     

论“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规律

<正>一、"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性的探讨以及关于共产主义的构想中,早已具有"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深刻思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站在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立场,思辨地把共产主义     

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政治、哲学与伦理——以MEGA2中马克思文本为基础的阅读与理解

<正>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并非始于马克思;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在英国和欧洲大陆产生了相当一批政治经济学家,他们尝试从原则①上去理解、认识和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生、存在和发展。19世纪40年代中期,马克思的批判思路由哲学、法学、社会学逐渐转向政治经济学。这一方面是其自身思想发展的逻辑性结果:对异化劳动关系的实证性论证,只能从政治经济     

和谐道德观的规范性来源

本文试图对道德的规范性来源问题进行探讨。认为和谐道德观的规范性不仅来源于康德式主体认知领域内意志对自身立法自律性法则,还应该兼有话语伦理所强调的主体间性意义上的互动内涵,进而达到一种主体及共同体对生活世界道德体验统一的境界。     

超验道德与生命虚无——尼采对基督教道德的批判及其意义

尼采立足于感性生命的基础性、多元性及创新性这一生存现象学立场,把基督教超验道德解释为颓废生命的虚幻的价值表达,揭示了其否定现实生命的存在意义及其美好达成的虚无主义实质。他认为,基督教道德的禁欲主义否定了人的本真感性及其升华的意义,本质上是颓废者对生命中障碍痛苦、厌倦无聊等必然感受的一种消极逃避;其同情主义尊崇病态而虚弱的生命,遏制了独立自强、竞取超越等创新品质的积极生成;其灵魂平等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绝对平等,否定了类的发展所需要的争高竞长及由此形成的等级分层的存在价值。尼采的批判坚持从"生命本身"出发理解和建构道德,废除了绝对化的超验视角和尺度,高扬了本真的个性化创新生存的美好意义;其局限在于没有看到人的工具性生产和互主体性交往对道德的深刻影响,忽略了休戚与共、平等互助等协调性道德的重要作用。     

“哲学研究与文化传承创新”——广东省哲学学会会议综述

2011年11月27日,由广东省哲学学会主办,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肇庆学院联合承办的"哲学研究与文化传承创新"专题研讨会在肇庆市顺利举行.广东省哲学学会会长、中山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梁庆寅教授,肇庆学院和飞校长,以及广东省内相关学者和专家20余人出席会议.会议围绕着"哲学界在文化传承创新中怎样有所作为"、"对文化传承创新的哲学思考"等议题展开广泛的探讨.     

阳明后学伦理观的“良知”论

王阳明的"良知"概念,虽然被阳明后学的学者们广为解读并阐释,但依然是作为一个道德形上学的概念而存在的,伦理学的内涵非常丰富。这主要表现在:良知主体的先天性、良知即道德至善和作为是非判断的伦理准则而存在。阳明后学这一"良知"思想的伦理学属性,在确保了良知作为道德主体之德性之根后,还决定了道德主体的道德实践与道德修养工夫必须依良知而行,"良知"是道德主体之道德行为之所以发生和能否发生的主宰机制。     

中国儿童福利时代的战略构想

2010年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年份,它既是中国社会福利元年,又是中国儿童福利元年,标志中国社会进入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与社会福利时代。本文运用文献回顾、实地调研、参与式观察、政策咨询、政策研究、比较社会政策和基础理论研究等方法,首次界定中国儿童福利元年及标志性事件,分析中国儿童福利时代宏观背景,主要从国家政治智慧与政治意愿、国家政治承诺与政府行政管理实施机制、政府职能转变与公共福利财政制度框架建设、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需要战略性升级、家庭结构功能转型与儿童群体生活状况、困境儿童主要类型与滞后儿童福利制度、中国儿童福利制度建设历史经验、国际惯例与主要国家制度安排,尤其是儿童在国家发展与社会发展中战略地位等角度,全面论述创建"国家儿童福利与家庭福利局"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探讨创建国家儿童福利与家庭福利局的步骤与模式,描绘国家儿童福利与家庭福利局的主要司局设置与职能定位,分析创设国家儿童福利与家庭福利局的主要好处与优势,探讨创建国家儿童福利与家庭福利局涉及的若干重大问题与主要困难,最后提出若干国家行动战略、策略和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