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如何诠释“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论语·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章的解读历来存有较大争议,朱子参酌多家之说,赋予此章以明晰意涵。在“其”字解诂上,朱子不废多方观点研讨,最终以《集注》为准的,继承了邢昺“指子”之论。钱大昕不明朱子训诂演进过程,遂酿成以朱子书信、《或问》反《集注》的谬误。朱子一方面接受了汉唐注疏观点,认为此章文字属圣人之论,另一方面又力图消解古今论说的矛盾,通过对此章之“三年无改”“道”等处展开阐释,增强本章义理的适用性。朱子对“三年无改于父道”的诠释,触及“人情”与“原则”、“公”与“私”这一哲学论题,解决了人的生活实践、孔子学说中存在的道德难题;同时,朱子以生活化为视角、日用人情为论域,就此章贯彻“下学上达”的学术思路,反省荆公新学影响下的务高谈妙之风。     

《易经》现象学与道论诠释学刍论——以王弼《明象》与“存有三态论”为中心

本文旨在经由中西哲学的对比,阐明《易经》所隐含的现象学思维,并由此衍申讨论与其相关的"道论诠释学"。首先,揭示《易经》思想为一象征之逻辑,不同于一般的理性逻辑。其次,以王弼《周易略例·明象篇》为示例,阐明其现象学思路,指出"道、意、象、言"与"道论诠释学"密切关联。再者,经由"存有三态论"的现象学与道论诠释学之结构的深层论述,对现象学与道论诠释学做一总体探源,跨越实然、应然,回归本然,指出"存在、价值、实践、知识"和合为一。最后,总结"归返自身,由在而显"为《易经》现象学与道论诠释学之极成。     

论帛书《二三子问》的天道与德政

帛书易传《二三子问》所蕴含的丰富政治哲思,是在天人关系基础上展开的。其德政纲领与理想境界,都与其天道观内在相契,这昭示了其政治哲学的体系性。顺应天道时变是合理施政的前提,《二三子问》正是基于对天道客观性的警惕,充分阐扬了谦卑、忧患、尊天与重民之德。谦卑的哲学基础是人相对于天道的有限性,外在依据则是贤人辅佐之裨益、体察民情之需和执政之忧患。为政者必须倚重于心的"精白",即清明无私的觉察和洞见"几微"的能力,才能保证施政决策与实践得当。"精白"不仅是狭义的认知学说,更关乎政治实践的心性修养。尊天与"敬众"和"敬官任事"互为一体——将外在的天(天道、天命及其所赋予人的具体政治职责)、民众(包括贤人)以及主体内心"戒慎""精白"修养三方面都作为政治行为的约束力量,兼具自律与他律,这也是先秦重民思想的深化。"敬众"表现在抽象的道(德)必然下降于人间社会,求得心物感通和人际协作,及重视"法物"即典章制度建设。其天道观一方面褪去了先秦宗教性和人格化色彩,凸显人的尊严;另一方面则继承了西周以降敬畏上天和天命的思想,天道仍保持超越性,发挥着价值源泉的作用。     

古賨人与道教

“鲁字公旗,初,祖父陵,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鹤鸣山中。”为什么《后汉书》、《三国志》、《华阳国志》等史书都说张陵学道鹤鸣山中呢?要弄清这个问题,就要先从道教产生的社会基础说起。 众多的道教经典和史书都公认,道教形成的社会基础有三:一是黄老道学;二是神仙方士的炼丹长命之说;三是民间世俗中的原始巫觋鬼道。黄老道学是指黄帝和春秋思想家老子的思想体系,也就是把黄帝、老子的思想学说作为道教的思想理论和教旨教义,如清静无为,修身养性,“清静为宗,虚无为体,柔弱为用。”     

抗日战争中的茅山道士

茅山位于江苏东南,地跨句容、丹徒、丹阳、金坛、溧水五县,是江南重镇南京的东南屏障。“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大举侵入中国。1937年8月13日上海抗战爆发。     

从隋唐佛道论争看道教心性思想的形成

隋唐时期,道教继续延续了在佛道论争之中建构自身心性思想的历程。特别是唐初佛道论争所提出的问题,对于日后道教心性论的形成与成熟起了推动作用。两次佛道争论高潮中涉及的问题很多,本文仅对于唐初佛道论争所涉及的心性思想方面的内容作了分析,认为二教对于“道”与“道体”范畴的不同理解以及对于“道法自然”、“道生万物”等本体论、本源论命题的不同看法,不能不说与佛教思想的激发及其佛道争论的刺激有重要的关联。特别是佛教心性论只是道教思想家进行思想创造的“前理解”与诠释背景,他们的诠释对象仍然只能是道教及其道家思想传统,因此,道教心性论思想的若干命题即便是与佛教的相关部分非常相似,但其基本精神仍然是道教的。换言之,佛教心性论影响道教心性论的最大者其实是哲学方法,而非简单的名词与命题的移植或模仿。     

从儒、道的封建礼教观说到鲁迅所谓的"食人民族"

鲁迅对于儒家封建礼教的态度与道家道教对于儒家封建礼教的态度,多多少少有互相一致的地方,即都是抱着批判的态度,其结论也都是认为儒家的封建礼教会导致"人吃人",只是时代背景不同,各自的立场和观点各有不同.     

诚实与自由——兼论《生命与信仰》

国内对克尔凯郭尔的研究,大都关注他作为存在主义奠基人的地位,很少深入剖析克氏基督教哲学的精神源头。王齐的《生命与信仰——克尔凯郭尔假名写作时期基督教哲学思想研究》是一部系统阐述克氏基督教哲学思想的力著,不仅对研究克尔凯郭尔的哲学,而且对一般哲学问题研究都有启示。     

道的居持与充实——船山对正心、诚意关系的一个解读

船山认为,《大学》所言的正心与诚意即是《中庸》所言的存养与省察,两种功夫皆围绕着道来进行。正心之心,即是程子所言的志,正心即是持志,其所志者即是道;正心之功,敬以居持此道也。诚意之诚,如朱子所注,乃是一个实字;诚意之功,充实正心所持之道也。无正心所持之道,则诚无从以充实;无诚意之充实,则所持之道为空、为虚。充实者,即物、即物理以实之;道于正心诚意,一本万殊者也。由其一本,故非增益于所性之外;由其万殊,故充实有体熟用便之别。     

易学话语与伊斯兰教中国化——论《天方正学》对易学话语的利用问题

明清时期,伊斯兰教汉文著述大量出现,汉语伊斯兰教在很多非基本信仰问题的思考与表述上,表现出明显的中国特色。清代后期,以蒋湘南与蓝曦为代表的伊斯兰教学者,系统利用熟悉的易学资源阐释汉语伊斯兰教思想。其中蓝曦在《天方正学》中,发展了王岱舆、马注等人已经开始的以回释儒的传统,大量利用卦气说、伏羲画卦说、易象说与太极化生宇宙说一套易学话语系统,作为建构汉语伊斯兰教思想的重要资源,这可以看作易学在清代的一个发展。这种情况的出现和中国思想史上格义的传统、易学强大的阐释空间、伊斯兰教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本身的沟通之处、汉语伊斯兰教思想明显有苏非气息等因素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