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与孙莉商榷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要求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的关键在于对德治内涵的界定.与传统的儒家“德治”思想不同,以德治国不是将某种特定的道德观强制在社会推行,而是一种示范性的伦理观,这种道德观尊重道德主体在道德上的追求与选择,它以法治为前提,强调社会主体的自主性,并倡导人们进行道德选择和实践的竞争.     

论孔子之道的现实性与形上性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不只是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哲学的核心概念和终极本体,也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哲学的基本概念和最高追求。以往学界对孔子之道的人伦日用和社会政治层面研究较多,对孔子之道的形上层面和超越性层面关注不足。细读《论语》《易传》,参审《中庸》及后世儒家的注疏,不难发现孔子在创立儒家哲学之时不仅立足于现世人生之道,更立志于追求超越意义的"形而上者之谓道"的终极本体意义的"道",可以说孔子之道是现实具体的"道"与超越性终极意义的"道"的合一,现实具体的"道"是趋向终极之道的路径和工夫。     

西方生命医学伦理“施益原则”与当代儒家生命伦理“仁爱原则”之对话

本文旨在为西方生命伦理"施益原则"与儒家生命伦理"仁爱原则"(1)之内涵进行增补,以"忠恕之道"回应两原则之内在问题。"施益原则"提出,"须衡量行为产生的利益足以保证花费的成本"作为施益者是否施益于对象之衡量标准。但成本与利益难以估量,是此原则面临最大的问题。"仁爱原则"提出,"爱人"、"推己及人"、"克己复礼"之概念。但其首先肯认"仁"天生本具,这适合作为教育培养生命医学相关人员之道德品格,但忽略面对现实问题的行动判断方式。本文认为,应该延伸"推己及人"的概念,强化"忠恕之道"中我-他者的双向的结构,亦能增补"施益原则"与"仁爱原则"之内涵。     

未完的句号CSSCISSCI

儿时的记忆中,我们全家蜗居在10平米的斗室,母亲常常用她那双粗糙的手把简单的食材变成美食,而父亲则像一座山立在书桌前。我和姐姐发出的任何响动都会被他的咳嗽声制止,我们说话和走路近乎无声,这种压抑有时也会令人生怨。长大后才知道,这是父亲用他的勤奋维持全家人的生计。     

薯香常漫

很晚了,我才和母亲、孩子从外面回来。我们走过乡间那条小路的时候,月亮正从梧桐树的树梢后升起来,路很暗,一辆车也没有,路两旁玉米地里的玉米因而显得更加高大茂密。一直沉默着的母亲忽然说：“你还记得吧？你小时候,我们家外的坡上,也种着很多玉米和红薯,你最喜欢吃红薯……”我怎么会不记得呢？想起小时候,大雪压住红尘的冬日,我一放学回家,     

修道养德 弘道济世 记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北京市道教协会会长黄信阳北大核心CSSCI

一、道缘天成少年出家 黄信阳,俗名黄福琪,号中和子。1962年6月17日出生于温州市。黄信阳因身体羸弱而不能正常上学,就去道观里听道长讲道,平日还经常抄写一些道学典籍。1974年他在本村东华道观出家,拜黄诚宝道长为师,取道号信阳。成为全真教龙门派第廿五代玄裔弟子。     

孝道教化 道教的经验及其现代价值北大核心CSSCI

孝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在传统孝文化的形成过程中,道教曾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特别是道教的教化方式,对社会广大民众更具实际力量,是对儒家孝道伦理的重要补充。一人道与天道相感是道教的重一要思想。道教经典《太平经》说,天道喜善憎恶,而“孝”是“大善”。     

不同反应重复量对反应抑制后效应的影响*

研究不同反应重复量对反应抑制后效应的影响。采用停止信号范式,让被试完成不同反应重复量的反应抑制任务。结果显示,总的来说反应重复量因素和重复类型因素的主效应都显著;信号抑制条件下重复一次后比重复三次后无信号试次反应时要显著地长,但都与总的无信号试次反应时没有显著差异;信号反应条件下重复三次后与重复一次后无信号试次反应时没有显著差异,但都比总的无信号试次反应时显著地长。结果表明,不同反应重复量反应抑制后效应在信号抑制条件下既有认知控制调整也有自动化记忆提取,在信号反应条件下仅存在认知控制的执行加工。     

创伤后应激障碍与物质使用障碍共病的病因学及其启示

创伤后应激障碍与物质使用障碍共病率高,现有的治疗方法疗效差,总结20年来创伤后应激障碍与物质使用障碍共病研究中病因学方面的新认识,通过对病因的哲学思考可以为今后的治疗方向提供一条思路:两病同治;应提倡药物治疗、认知干预和社会支持综合的治疗手段.     

胡煦与朱熹对"太极""道器"理解之分歧

胡煦是清初一位重要的易学家、理学家,他的思想有很多独到之处,持论酌于汉学、宋学之间,与朱子颇有异同.朱熹认为太极即是理,把理看作是万物的本体.胡煦则认为太极是本体,理只是其用,太极不仅立于形器之先,也在理之先.朱熹以理为形上之道,而以阴阳为形下之器.胡煦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则阴阳应为形上之道,道与阴阳实为一也.胡煦与朱熹对"太极""道器"等概念理解的差异反映了清初学术界思想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