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如何诠释“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论语·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章的解读历来存有较大争议,朱子参酌多家之说,赋予此章以明晰意涵。在“其”字解诂上,朱子不废多方观点研讨,最终以《集注》为准的,继承了邢昺“指子”之论。钱大昕不明朱子训诂演进过程,遂酿成以朱子书信、《或问》反《集注》的谬误。朱子一方面接受了汉唐注疏观点,认为此章文字属圣人之论,另一方面又力图消解古今论说的矛盾,通过对此章之“三年无改”“道”等处展开阐释,增强本章义理的适用性。朱子对“三年无改于父道”的诠释,触及“人情”与“原则”、“公”与“私”这一哲学论题,解决了人的生活实践、孔子学说中存在的道德难题;同时,朱子以生活化为视角、日用人情为论域,就此章贯彻“下学上达”的学术思路,反省荆公新学影响下的务高谈妙之风。     

《易经》现象学与道论诠释学刍论——以王弼《明象》与“存有三态论”为中心

本文旨在经由中西哲学的对比,阐明《易经》所隐含的现象学思维,并由此衍申讨论与其相关的"道论诠释学"。首先,揭示《易经》思想为一象征之逻辑,不同于一般的理性逻辑。其次,以王弼《周易略例·明象篇》为示例,阐明其现象学思路,指出"道、意、象、言"与"道论诠释学"密切关联。再者,经由"存有三态论"的现象学与道论诠释学之结构的深层论述,对现象学与道论诠释学做一总体探源,跨越实然、应然,回归本然,指出"存在、价值、实践、知识"和合为一。最后,总结"归返自身,由在而显"为《易经》现象学与道论诠释学之极成。     

抗日战争中的茅山道士

茅山位于江苏东南,地跨句容、丹徒、丹阳、金坛、溧水五县,是江南重镇南京的东南屏障。“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大举侵入中国。1937年8月13日上海抗战爆发。     

从隋唐佛道论争看道教心性思想的形成

隋唐时期,道教继续延续了在佛道论争之中建构自身心性思想的历程。特别是唐初佛道论争所提出的问题,对于日后道教心性论的形成与成熟起了推动作用。两次佛道争论高潮中涉及的问题很多,本文仅对于唐初佛道论争所涉及的心性思想方面的内容作了分析,认为二教对于“道”与“道体”范畴的不同理解以及对于“道法自然”、“道生万物”等本体论、本源论命题的不同看法,不能不说与佛教思想的激发及其佛道争论的刺激有重要的关联。特别是佛教心性论只是道教思想家进行思想创造的“前理解”与诠释背景,他们的诠释对象仍然只能是道教及其道家思想传统,因此,道教心性论思想的若干命题即便是与佛教的相关部分非常相似,但其基本精神仍然是道教的。换言之,佛教心性论影响道教心性论的最大者其实是哲学方法,而非简单的名词与命题的移植或模仿。     

从儒、道的封建礼教观说到鲁迅所谓的"食人民族"

鲁迅对于儒家封建礼教的态度与道家道教对于儒家封建礼教的态度,多多少少有互相一致的地方,即都是抱着批判的态度,其结论也都是认为儒家的封建礼教会导致"人吃人",只是时代背景不同,各自的立场和观点各有不同.     

诚实与自由——兼论《生命与信仰》

国内对克尔凯郭尔的研究,大都关注他作为存在主义奠基人的地位,很少深入剖析克氏基督教哲学的精神源头。王齐的《生命与信仰——克尔凯郭尔假名写作时期基督教哲学思想研究》是一部系统阐述克氏基督教哲学思想的力著,不仅对研究克尔凯郭尔的哲学,而且对一般哲学问题研究都有启示。     

道的居持与充实——船山对正心、诚意关系的一个解读

船山认为,《大学》所言的正心与诚意即是《中庸》所言的存养与省察,两种功夫皆围绕着道来进行。正心之心,即是程子所言的志,正心即是持志,其所志者即是道;正心之功,敬以居持此道也。诚意之诚,如朱子所注,乃是一个实字;诚意之功,充实正心所持之道也。无正心所持之道,则诚无从以充实;无诚意之充实,则所持之道为空、为虚。充实者,即物、即物理以实之;道于正心诚意,一本万殊者也。由其一本,故非增益于所性之外;由其万殊,故充实有体熟用便之别。     

老子之道的虚空特征与本体性之新探

"道"是老子哲学体系中的核心。"道"以"虚空"或"无"的形态存在,"虚空"或"无"是物质的潜在状态。"道"是混成之物,所以"道"是具有精妙的内部结构特性的,它是人类尚未完全认识的物质存在的高级形态。宇宙万物是"道"创生与演化的结果,而且在演化的过程中,"道"的作用是"无为而无不为"的。在研究宇宙的本体(或本源)问题上,没有其它的概念可以替代它、超越它。"道"是具有至上性的。     

缘法而致道——管子法治思想的伦理基础

管子之著作对法治思想的论述可谓卷帙浩繁,各种关于"道法"的追问亦由是而生。对管子之法伦理思想的探究,重现"缘法而致道"的法伦理图景,或许是理解管子之根基。"引道而入法"乃是管子法治思想之伦理根源,其规范性建构乃是管子为"以法治国"这一统治模式所设立的先决条件;"良法与民心"乃是管子法治思想之伦理要义,其道德性诉求乃是管子所推崇之"法制模式"的应然标准;"至道与宝用"乃是管子法治思想之伦理功效,其现实性作用乃是管子所宣扬的"国道盛行"之目标为君王臣民所带来的实然福祉;"严法与教化"乃是管子法治思想之伦理形式,其明晰性结构乃是管子推崇的"赏罚明晰"之理念所必须具备的重要制度。     

简论庄子的养生思想

庄子的养生思想包括养形、养神两部分内容。庄子认为养形、养神两者缺一不可。养形方面,针对世人过度保养身体导致伤身害命的弊端,他提出形神并重、内外兼养的养形思想;并进一步提出"弃世"的观点,即身虽参与世俗之事,但内心抛弃对名利的强烈追求。养神方面,针对世人被名利所困的问题,他提出了"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的养神思想。庄子认为人们做任何事情只有抛弃个人名利,从"道"生万物的无私角度出发,才能在复杂的世俗事务中,既做到保全性命,又做到顺应自然之理,以达到游刃有余的合道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