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的认识论逻辑

作为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基本内核的算法显现出独特的内在演进逻辑。对这种逻辑的分析和阐明不仅有助于澄清算法的认识论本质,而且有必要和可能建构某种算法认识论来深入思考它的发展和变革。基于不同理论框架对算法所作的一些定义、解释和反思已经提出了关于算法的三个重要认识论问题。第一,算法无论是作为结构化编程还是一种社会-技术系统,为何都存在着认识不透明性。第二,AlphaFold的出现是否表明算法完全可以成为一种科学发现新逻辑。第三,算法的形式化推理能否超越像常识这样的非形式逻辑而变得更加“智能”。从对这三个问题的分析和论证中可以得出算法认识论的三个基本论题：局部认识透明性、算法发现逻辑和常识融合方法。     

新时代实现人的现代化的三重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它以实现物质富足、精神富有为根本要求,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人民群众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者和践行者。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而中国共产党则是领导我国人的现代化事业的核心力量。马克思主义人学所主张的为人类求解放,百年党史中贯穿的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初心使命,遵循“一元多线”发展观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新时代实现人的现代化的理论、历史和实践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中道德转型的前提逻辑、演进脉络和经验规律

道德转型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视阈中蕴含着前提逻辑：利益关系分化撬动了道德标准的普遍性根基,集权秩序瓦解增强了道德生活的自由化张力,在新旧道德秩序更替的未完成状态中,中国共产党遵循马克思主义为疏解现代性道德矛盾提供了可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中道德转型历经阶级革命伦理—国家建设伦理—改革开放伦理—民族复兴伦理等主题,逐渐从唤醒主体自知的道德觉悟,到建构集体共享的道德制度,再到维护兼容多样的道德秩序,及至塑造和谐向善的道德格局。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道德转型,通过把握善恶世界的经验规律来引领道德实践：就道德秩序优化的内在结构而言,注重国家伦理与公民德性相融合、普遍规范与自由意识相联结;就道德环境治理的领域关联而言,强调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辩证结合、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统筹兼顾。     

数字化时代“信息茧房”风险与互联网宗教治理

数字化时代的互联网宗教治理是我国互联网空间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提升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如何在数字文明建设进程中,顺应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加强互联网宗教治理,化解或降低互联网宗教风险,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这是时代之问,对之进行研究,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为此,笔者拟围绕着数字化时代的“信息茧房”风险与互联网宗教治理进行多维度的研究,基于互联网空间治理理论,从国家治理逻辑、依法治理逻辑、综合治理逻辑、技术治理逻辑和网络空间行为主体治理逻辑五个维度,提出建构数字化时代互联网治理的实践体系,高效精准治理互联网宗教,可以有效将“数字风险”转化“数字机遇”,防范化解互联网宗教领域重大风险。     

活动类连续行动的逻辑刻画

活动类连续行动的特点是其通过重复履行最小的行动单元而构成。例如约翰跑步、丽丽游泳等行动都属于活动类连续行动。本文中我们将利用STIT逻辑给出活动类连续行动的逻辑刻画。在简要说明活动类连续行动的特点以及STIT逻辑主要内容的基础上,给出刻画活动类连续行动的STIT逻辑并证明该系统的一些重要元定理。     

“四化”同步集成创新：时代逻辑与改革进路

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路径和重要目标。时空伸延与时空压缩,是四化在西方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呈现的不同逻辑与特征。在新发展格局下推动四化同步发展,遵循统筹兼顾与集成创新的时代逻辑,主要改革进路为深化产业创新集成改革以优化区域经济格局,深化城乡融合集成改革以优化工农城乡格局,深化资源要素集成改革以优化市场配置格局,深化平台示范集成改革以优化战略支撑格局,形塑纵深推进四化同步发展的制度环境。     

论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逻辑结构与社会主义道德范畴体系的建构

本文通过对二十字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逻辑结构的分析 ,认为该规范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切实的可操作性 ,继承了中西优秀道德传统 ,实现了综合创新 ,符合道德建设的内在规律和客观要求 ,形成系统的社会主义道德范畴体系 ,这一体系的形成对最终建构面向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具有重大价值     

"逻辑"是否可以取代"仁德"?——答邓晓芒先生对儒家"亲亲"伦理的质询

“亲亲相隐”是儒家“亲亲”思想在有结构性限制或过失的亲属间贯彻仁爱精神,进而促使人格成长的文化与伦理选择。“亲亲”之仁在君统与宗统存在矛盾的宗法社会,是方法与价值相统一的,是人们正当的权利,本身具有增德向善的功能,并不逊色于苏格拉底所从事的哲学“批判”事业。相反,“逻辑”作为方法虽可有利于分析和澄清问题,表述思想,但因本身无价值方向、忽略人格成长过程,不能取代作为终极关怀的“仁道”的地位。如果单纯运用“逻辑”分析方法,抽去了人格成长和修养的内容,可能会得出“亲亲相隐”有腐败倾向的结论,但其也并不足以支持对儒家伦理的基本否定。今天对于象征中国文化之根的儒家伦理更需从积极的一面来理解。     

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二重性”品格

本文通过对“逻辑”、“语言游戏规则”和“世界图式”几个核心概念的分析 ,揭示了批判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思想归宿上的保守性 ,意在引发我们对传统反思性哲学的基本特征及其局限性的思考 ,以探索一种更加符合我们这个时代“创造性”精神的新的哲学形态     

中国逻辑史视野下的先秦易学与名辩学

19世纪以来的中国逻辑史研究,比照西方逻辑,仅仅将先秦的名辩学看成是中国逻辑史的主要部分。其间虽有对《周易》的涉及,但也是浅尝辄止。本文从《周易》经、传产生的年代,特别是《周易》经、传所蕴涵的逻辑内容与先秦名辩逻辑的代表人物孔子、惠施、邓析等人的思想对比,说明先秦易学逻辑对名辩逻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得出《周易》的经、传发轫了中国古代逻辑中的推类理论,而名辩学尤其是墨家辩学的推类理论则是对自《周易》以来的推类逻辑传统的总结和提高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