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的结构、主旨和影响

青年毛泽东的《〈伦理学原理〉批注》以调和目的论和义务论、克服自我实现主义弊端的至善论思想为理论主旨,从结构上分为三个主要部分：一是以终极对子“心理”为核心的道德本体论思考,二是以个人主义和现实主义为内容的两大伦理学主张,三是心力为本的伦理学旨归。两大伦理学主张是其中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个人主义集中反映了价值原则,现实主义集中反映了真理原则。以“诚”为中心原则、以价值和真理及相互关系为根本逻辑形成的两大思想链条是毛泽东早年思维结构中的关键内容,对其实践性格的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此后其更加成熟的哲学思想提供了潜在线索。     

“法自然”与“辅自然”:老子“自然”概念的两层分疏

对老子的“自然”概念可作两层分疏：“法自然”与“辅自然”。就“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言,从文法修辞上可以还原为“人法地,法天,法道,法自然”,人法地、天、道也就是人“法自然”(自然是地、天、道的本质),人“法自然”的诠释路线可以克服“道法自然”的诠释困境。就“圣人能辅万物之自然”“百姓皆谓我自然”而言,讲的是圣人“辅自然”,意在君王应顺辅百姓之自然。其他关于“自然”的原文及思想,均可统摄在“法自然”与“辅自然”的两层义涵之中。人“法自然”是在天人(天道与人道)关系里讨论修身智慧,是向上法(人取法地、天、道之自然),凸显天道的本原地位;圣人“辅自然”是在君民关系里讨论治国智慧,是向下辅(圣人辅百姓之自然),凸显民的自主性地位。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诉求

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和俄国之现代化道路的研究,凸显了一种“特殊的普遍性”逻辑,其实践旨归不是同质化的普遍性模式,而是基于特殊性的多样化路径选择。中国式现代化呈现了这种“特殊的普遍性”逻辑,其中的文化实践蕴含着三个基本指向：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转换、保持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这三者之间不是孤立推进的,而是共时性演进,形成共生性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所指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这种共时共生关系的动态呈现。     

科学地认识历史何以可能——《费尔巴哈论》对唯物史观科学性的阐释及其当代意义

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从两个层面阐释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一是在具体哲学层面,恩格斯剖析了费尔巴哈哲学所具有的思想解放作用及其局限性,阐释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继承性、批判性和超越性;二是在一般哲学层面,恩格斯强调真正推动哲学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日益迅猛的进步,自然科学和大工业的发展不仅终结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进程,同时也造就了历史领域由思辨哲学转向唯物史观的历史必然性。恩格斯对唯物史观何以能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的论证,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对于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特征、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驳“马恩差异论”、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家：厚的文化与薄的哲学——对李勇教授一文的回应

在一个没有“家”的哲学时代,提出“家”哲学势必遭到各种质疑,如李勇教授从内、外两个方面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家”哲学可能遭到的批判。确实,“家”哲学要在现代世界站立住,就必须经受各种挑战。从“家”问题内部的论域来看,首先要清楚区分传统的家与现代的家,古今之间有联系也有很大差异。今天我们讨论“家”的问题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一定要站在现代世界之中。其次,“家”作为一种普遍性存在,其在中国社会的形态与在世界范围的形态也需要深入辨析,汉语哲学有责任充分汲取中国思想传统的资源。最后,“家”作为社会性论题与作为哲学性论题也有所不同,本文强调从哲学层面来思考“家”的问题。从外部的哲学批评立场来看,“家”哲学还需应对来自自然主义、多元主义以及个体主义立场的挑战。在这些问题上,“家”哲学有着不同的形而上学预设。最终“家”问题有一个从“厚的文化”不断理性化到“薄的哲学”的过程。但“薄”并不意味单薄,而是意味着论题的普遍化。     

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落成典礼在京举行北大核心CSSCISSCI

9月28日,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新院址落成典礼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全国政协民宗委主任钮茂生,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副局长王作安,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法师,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陈广元阿訇等应邀莅临并剪彩。出席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常委联席会议的神长教友及全国修院的师生及来自海内外的数百位教内外人士参加了隆重的落成典礼。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傅铁山主教,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分别发来贺信。     

以文补白——当代中国学术本土话语重新出场的一种可能选择

从话语的层面深度挖掘中国学术本土资源,彰显其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无疑是从文化底层逻辑重绘中国学术地图的奠基之举,极富前瞻性。回归中国学术传统,建构本土话语体系,一种可能的选择就是文言文的重新出场。随着时代的发展,白话文早已取代文言文,成为当今学术表达的正宗文体,文言文想完全恢复到当年一统天下的局面是完全不可能的。但若能“以文补白“,充分发挥文言文在当代学术重建中的“补白”作用,实现文言与白话并行不悖,共臻于极致,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大有助益的。这是因为：第一,文言文是中华文化之根,以文言文写就的历代典籍是中国至为重要的本土话语与学术资源;第二,以文补白,正确处理好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关系始终是中国学术话语体系重建绕不开的话题;第三,当代文言文的重新出场,是找回文化自信,重建对域外民族文化优势的重要手段。     

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

梁漱溟、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学者的政治哲学均将中西政治传统之根本差异理解为其背后的“精神-主体性”之差异,这种解释可以方便地称之为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这种解释不止于描述中西政治在制度表现、社会组织、人际秩序等现实政治运作上的不同特征,而且试图在认识论(广义)、主体性及存有论上解释何以会有这种差异。这种“精神-主体性”的解释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何以没有孕育出民主以及如何开出之;另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并为建立文化主体的自我认同、避免现代文明的流弊、纳现代文明于传统等目标奠定思想基础,在传统与现代的双向批判中实现返本开新。     

宋明理学工夫论的建构与展开——以对《孟子》“集义”的诠释为中心

“集义”这一概念自经孟子提出后,便吸引了后世学者的注意。汉以降至宋初,“集义”只是描述义与气共同生起的状态。但在宋明理学思潮兴起之后,“集义”被解释为“积义”或“积善”,转化为一项重要的修养工夫。围绕着集义的阐发,宋明理学工夫体系中的核心议题、话语如有关道德心性涵养与道德实践活动关系的敬义论,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关系的知行观,以及注重先验道德觉知、本能的工夫论皆得以构建、展开。考察集义之诠释,有助于从整体上认识宋明理学工夫论的建构、分化、趋向,也对理解与勾勒近世儒学史的演进、发展、变迁不无裨益。     

直觉主义认知逻辑与不同程度的真

直觉主义认知逻辑IEL不仅为邱奇–费奇悖论提供了解悖思路,还促进了直觉主义认识论的研究。IEL的构建旨在遵循BHK解释,以“直觉主义知识就是证实的结果”作为核心观点,接纳A→KA和KA→??A。IEL的预期解释借助“证实”概念给出了“直觉主义知识KA的证明”的定义,并以此扩展BHK解释。但直觉主义逻辑依赖于直觉主义数学,这使得BHK解释的核心在于对构造性证明的要求,基于此,IEL的预期解释偏离了BHK解释的初衷,进而IEL未能达到预期构建目标。通过对KA作新解读,能引出直觉主义真和经典真之间不同程度的真,IEL系统的一些重要内定理也将获得新理解。此外,关于IEL系统对应问题的一个猜测被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