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基地流转的规范逻辑

宅基地流转包括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变动,其法律规范的核心困境在于如何确定流转的范围、实现“三权分置”和处理房地关系。首先,在流转范围方面,通过分配公正与效率价值的关系说明受让主体应实现一般化。立法上应随改革推进而实现规范化,解释论上则应论证居民购农房合同的有效性。其次,“三权分置”中资格权构造为集体经济组织法内的分配制度,而宅基地使用权则随着房屋的建成呈现去身份的特性。再次,在房地关系上应坚持“房地一体”,这不仅符合我国不动产物权的体系逻辑,也是统一不动产登记制度的需要。     

贪官迷信鬼神的思维逻辑

我们这里最近又有一个贪官垮台了,此前他家中供神,办公室的里间供神,电香火日夜像鬼火一样烧着,到哪儿都算命打卦,身边还豢养个《易经》大师兼风水大师,每逢出门必定得摇一卦,自己的名字改来改去。我和他很熟,屡次告诉他千万别信鬼神、天命,凡信者都是愚昧和软弱。但是他坚定地认为:一切都是天命,人没有任何力量。这次他倒了,我到看守所去看他,我说:你那么虔诚地求神拜神,为什么神不能保佑你?他喟然长叹: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哪,这回我更信神了,去年有个大师给我算命卜卦,说我今年有灾,我没有在意,原因在我呀!看来他是至死不悟了。其实,他…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诉求

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和俄国之现代化道路的研究,凸显了一种“特殊的普遍性”逻辑,其实践旨归不是同质化的普遍性模式,而是基于特殊性的多样化路径选择。中国式现代化呈现了这种“特殊的普遍性”逻辑,其中的文化实践蕴含着三个基本指向：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转换、保持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这三者之间不是孤立推进的,而是共时性演进,形成共生性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所指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这种共时共生关系的动态呈现。     

参数化方法在景观建筑形态设计中的研究与应用

为提高城市景观建筑形态的美学价值及设计效率,以凸显城市景观建筑的区域性特征为目的,在学习城市景观建筑参数化设计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归纳设计原则,进而构建城市景观建筑参数化设计的思维过程。同时,归纳利用参数化方法设计的景观建筑形态的特征,从中归纳问题并找出基于参数化方法的城市景观建筑形态设计方法。     

以文补白——当代中国学术本土话语重新出场的一种可能选择

从话语的层面深度挖掘中国学术本土资源,彰显其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无疑是从文化底层逻辑重绘中国学术地图的奠基之举,极富前瞻性。回归中国学术传统,建构本土话语体系,一种可能的选择就是文言文的重新出场。随着时代的发展,白话文早已取代文言文,成为当今学术表达的正宗文体,文言文想完全恢复到当年一统天下的局面是完全不可能的。但若能“以文补白“,充分发挥文言文在当代学术重建中的“补白”作用,实现文言与白话并行不悖,共臻于极致,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大有助益的。这是因为：第一,文言文是中华文化之根,以文言文写就的历代典籍是中国至为重要的本土话语与学术资源;第二,以文补白,正确处理好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关系始终是中国学术话语体系重建绕不开的话题;第三,当代文言文的重新出场,是找回文化自信,重建对域外民族文化优势的重要手段。     

“隐逸”与权力语境下的姚兴劝道恒、道标罢道事件

姚兴劝道恒、道标罢道一事表明,当僧团、僧人成为政治的吸纳对象时,传统仕隐观念以及在这一观念影响下形成的隐士与权力的互动方式,深刻影响了权力对沙门在王道政治中之定位、沙门参与政治之态度、吸纳沙门参与政治之途径的理解.对于权力类比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得出的判断,沙门的回应并非简单的“不仕”,而是从经教出发,阐发了沙门理解中的“...     

直觉主义认知逻辑与不同程度的真

直觉主义认知逻辑IEL不仅为邱奇–费奇悖论提供了解悖思路,还促进了直觉主义认识论的研究。IEL的构建旨在遵循BHK解释,以“直觉主义知识就是证实的结果”作为核心观点,接纳A→KA和KA→??A。IEL的预期解释借助“证实”概念给出了“直觉主义知识KA的证明”的定义,并以此扩展BHK解释。但直觉主义逻辑依赖于直觉主义数学,这使得BHK解释的核心在于对构造性证明的要求,基于此,IEL的预期解释偏离了BHK解释的初衷,进而IEL未能达到预期构建目标。通过对KA作新解读,能引出直觉主义真和经典真之间不同程度的真,IEL系统的一些重要内定理也将获得新理解。此外,关于IEL系统对应问题的一个猜测被提出来。     

医学化的驱动力量及其悖论

医学化是将以前的非医学问题定义为医学问题并给予医学干预的过程。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积极健康观念和疾病价值的多元化理解直接导致了医学化三大驱动力量的次第兴起,它们是以医生为代表的医学专业群体,以制药业为代表的医疗产业复合体和以患者、患者家属和患者团体为代表的非专业群体,由此带来了对医学化利弊的重新考量。然而,医学化的影响是复杂的,存在着无法自洽的解释悖论：其一是个体经验悖论,即一方面医学化提供了连接个体经验的平台,另一方面又加剧了个体的脆弱感和无力感;其二是个人责任悖论,即一方面医学化减轻了个人的疾病责任,另一方面,个人的健康责任却被大大强化。     

胡塞尔论语言的逻辑性在隐喻中的起源

胡塞尔把逻辑判断的起源追溯到前谓词直观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由此带给逻辑判断形式以生命活力,突破了传统逻辑的那种僵化的理解,打破了西方两千余年占统治地位的实体主义的逻辑偏见,为原始思维、神话思维、艺术思维提供了更广阔的逻辑空间。然而,他出于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狭隘偏见,试图把一切诗性话语全部塞入“纯粹逻辑”的先验框架之中,以建立一门无所不包的“严格科学的哲学”,这就把逻辑形式的真正起源屏蔽掉了。在他那里,没有什么逻辑判断的起源,只有逻辑判断的前谓词阶段和谓词阶段所构成的“谱系”,因此语言、经验直观、诗归根结底也是逻辑,逻各斯的非逻辑含义被遮蔽了,活的隐喻被闷死了。纯粹逻辑是从语言中发展出来的,在隐喻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逻辑要素,而是诗性要素,语言起源于诗,而不是起源于逻辑。胡塞尔架空语言,一心要把非逻辑的东西都归于逻辑,无法真正解决逻辑的起源问题。但他提出的逻辑谱系学所暗示的恰好是：逻辑最初是语言中的非逻辑因素由于其自否定而形成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