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感对个体的影响:调节定向的视角

采用4个研究探究了权力感对调节定向的影响。研究1通过测量被试的特质性权力感和特质性调节定向初步探索权力感水平与调节定向的关系。研究2和研究3分别通过外显角色扮演和故事回忆法来探究状态性权力感对调节定向目标表征和策略选择的影响。研究4采用身体姿势法启动权力感,进一步探究在内隐层面权力感对调节定向的影响。结果发现,高权力感个体更倾向于促进定向;而低权力感个体更倾向于预防定向,并且排除了其中可能的无关变量(情绪)的影响。本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整合现有的权力感研究结果,并能预测更多未知的权力感效应。     

语音意识、命名速度和语素意识在汉语阅读发展中的作用

以123名小学四、五年级汉语儿童为研究对象,采用回归分析、结构方程模型探讨语音意识、命名速度和语素意识在阅读能力不同方面（准确性、流畅性和理解）的作用。结果显示,语音意识、命名速度和语素意识都是影响阅读能力的重要认知因素,但对不同方面阅读能力的作用存在差异：（1）语音意识、命名速度和语素意识均直接影响阅读准确性,且语素意识的贡献相对较大;（2）命名速度除直接影响阅读流畅性外,还通过阅读准确性的部分中介作用影响阅读流畅性,而语音意识和语素意识则通过阅读准确性的完全中介作用影响阅读流畅性;（3）语音意识、命名速度和语素意识对阅读理解均无直接影响,分别通过阅读准确性和阅读流畅性间接影响阅读理解。     

记忆抑制在正常人群与抑郁人群中的研究进展

抑郁症认知障碍的突出表现之一为患者的负性记忆偏向。已有研究常关注患者对负性信息自下而上的选择性注意,往往忽略了自上而下执行控制障碍对记忆的影响。近年研究提示,抑郁症患者和抑郁状态个体的记忆抑制缺陷在其负性记忆偏向的形成和维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无法有效地主动抑制负性记忆可能是患者持续性负性反刍的主要原因。从抑郁症自上而下的执行控制缺陷入手,研究患者的记忆抑制障碍与其主要症状－负性反刍间的相关性,不仅能从理论上丰富Beck的抑郁症认知模型,还能指导临床建立更准确的预后评估指标,同时制定更有效的治疗方案。本文分别介绍了健康成人及抑郁症患者和抑郁状态个体的记忆抑制研究现状,并就当前在抑郁人群研究领域亟待解决的三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PTSD在中国的研究进展

PTSD是近十年来在中国精神病学界逐渐引起重视的一种反应性精神障碍。随着国外对PTSD的深入研究以及中国心理卫生事业的发展,相关领域的学者开始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不少成就。文章对中国PTSD的流行病学、神经生物学基础、病因学以及诊断和治疗等各个方面的研究作了初步总结和探讨。     

优秀的价值观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和灵魂

民族精神内在于民族意识 ,是民族先进的、优秀的思想文化、民族性格、民族传统和价值观念 ,是民族意识的精华。民族价值观是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向导和动力。民族精神实质上是一个民族渗透在其民族思想观念、文化模式、思维方式、伦理道德、心理结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之中的优秀的共同的价值观 ,民族的优秀价值观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和灵魂。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必须重视发挥民族的优秀价值观的价值和作用。     

论医师社会责任意识行为的社会基础

医师作为一种职业,必然要和医师本人的经济利益发生关系。一旦医师的行为和经济利益发生关系,就有可能和医师的社会责任发生冲突。市场的调控作用不能很有效地调节和监控医师的行为,需要通过制度影响医师的经济利益,引导医师负起社会责任。讨论医师的市场准入资格的审定;讨论医师的行医方式和报酬制度的建设;讨论政府主导作用的弱化对医师行为的影响;讨论公立医院运行机制市场化倾向对医师行为的影响,并提出改进意见。     

儿童青少年的信息加工及其脑机制研究

对十多年来儿童青少年信息加工发展的机制以及脑机制的研究进行了总结,采用减法反应、指数函数、双曲线函数、微观发生设计、横断设计、脑超慢波等方法,研究了信息加工速度、信息加工策略、信息加工的空间、信息加工的脑机制等问题,对信息加工的发展机制、内部过程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信息加工的模型和策略发展的模型.     

骨折治疗方法与原则的最优化历程

多年来骨折治疗,新旧技术、新旧理论相互融合,相互碰撞,产生了新的理论和方法,使得临床疗效显著提高,现阶段理智的临床医生应该融汇各家之长,多方互补,对每一位骨折患者的治疗都应该按照最优化的原则进行.但是在医疗过程中总存在着如方法选择不当或者错误,过度治疗,医患信任危机,医疗伦理道德的丧失等情况,我们应该用矛盾分析的方法来思考这些问题.     

中国人价值观特点及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性

本研究采用汉化的Schwartz《肖像价值观问卷》（2012）测量了2569人的大样本,以验证Schwartz新价值观理论及其工具在中国的适用性及中国人价值观结构特点。结果表明,19种价值观内部一致性系数平均为0.66,范围从“支配权力”价值观的0.54到“社会安全”价值观的0.80,验证性因素分析各项指标均达到可接受水平;中国人个人定向类价值观之间的相关关系与原理论假设不相符合;个人定向类和社会定向类价值观之间,出现了多项位置相对、在原理论中假定为低相关的价值观呈高相关关系。表明Schwartz等（2012）价值观理论虽从测量学角度适用中国人群,但其不能预测和解释中国人价值观的“个人”与“社会”辩证统一与交叉融合特点。     

论翻译的技巧、理想、标准及其形成过程--兼析作为《论不可译性》之理论前提的康德先验哲学观

怎样才能提升翻译研究的理论水平?进行翻译理论研究是不是必须诉诸康德的先验哲学框架?本文认为,作为王宾教授所谓“不可译性”之理论前提的康德哲学“经验VS先验”的基本观点,其实并不适合于进行翻译理论研究;实际上,这里的根本问题是“翻译的实际经验性行为”与“翻译标准”之间的关系。只有从我自己构建并逐渐完善的社会个体生成论的角度出发,把翻译研究所涉及的历时性维度与共时性维度有机结合起来,正确处理翻译技巧、翻译理想和翻译标准之间的关系,我们才能正确地认识“翻译标准”及其形成过程,从而使之发挥适当的作用,达到逐步提高翻译理论研究水平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