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地天通”的层累建构与历史素地——兼评学界的三种诠释进路

“绝地天通”的传说和记载,虽包含有历史的素地,但也经过了后人的层累建构。陈来教授利用宗教学、人类学的成果指出,《国语·楚语下》“民神不杂——民神杂糅——绝地天通”三阶论不可信,古代宗教实际经历了“民神杂糅——绝地天通”两个阶段,对“绝地天通”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徐旭生的宗教改革说、张光直的权力垄断说揭示了“绝地天通”的思想意义,但也存在深化和完善的必要。“绝地天通”发生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父权家族阶段,“民神杂糅”并不是指人人都为巫,家家都为巫,而是指每个家族乃至宗族都有自己的神,都可以与神沟通。“绝地天通”也不是指完全断绝人与天的沟通,而是垄断祭天的权力,将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颛顼也不是指某一具体人物,而是对各地宗教改革活动和宗教人物的概括。     

王弼玄学中的庄学精神北大核心CSSCISSCI

《庄子》对王弼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其经典注释中直接引用或化用了《庄子》的一些原文,而且直接影响了他的注经方法。"得意忘言"的自觉不仅是王弼注经突破的原因,也为魏晋开启了新的时代。而王弼在"理"、"情"、"通"等概念和思想上所受《庄子》的启发,不仅使其思想更为玄学化,实际上也为他调和儒道、孔老创造了空间。     

高陵通远坊天主堂沿革

陕西高陵通远坊原名南刘家,系一大片荒芜之地,且多义坟荒冢,人烟稀少,无人耕种。通远坊乃外国传教士所起之名称。这里原有刘光祖一家老户,据传在明末全家人信奉了天主教,因此,从那时起这里就有了天主教的宗教活动,清康熙七年(１６６８),又有从富平县魏村迁来的魏姓一家(系王徵姑母家)的后代,相传是受了王徵的影响,全家人也是在明末信奉了天主教,从此,通远坊的宗教活动经常举行,故在群众中已有了一定的影响,开始有些人相继信奉了天主并受洗入教。方济升,方济会士,意大利那不勒斯人,生于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８),康熙五十七年(１７１８)来华传教…     

关于修改《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章程》的报告北大核心CSSCISSCI

各位代表：色兰!中国伊斯兰教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章程》从2006年5月至今已执行了五年。五年来的实践情况表明,现行《章程》对中国伊协的性质、宗旨、任务、组织等方面的规定,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也基本适应我国伊斯兰教的实际情况。     

《周易参同契》作者新证(二)——从文本用韵看《参同契》为齐人所著

《周易参同契》全书均为韵语。古无韵书,《三百篇》即为韵书。孔子传《易》,亦不能改方音。所以,通过用韵来判断《周易参同契》作者的籍贯,是十分可靠的方法。为此,我们为传世本《周易参同契》作了厘定韵例、编制韵谱的工作,并从中分析出这部书用韵的特点。再根据已有的秦汉方音研究成果参校比勘,说明《周易参同契》一书具有十分明显的齐鲁方音的特点,进一步证明它应该是齐鲁作者所著。     

《老子指归》“无为”思想的易学渊源

《老子指归》是西汉末年的隐士严遵对《老子》的注解与发挥.作为卜筮者的严遵,其著作留下了不少易学的印记.其一,“神明”、“太和”意涵取自《周易》,以证其虚无之指.其二,“性命”的思想源自于《易传》的“各正性命”之说,为发展《老子》“自然无为”思想提供依据;其三,“感通”的思想亦受启于《周易》,给“无为而治”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     

B超配合在乳腺良性肿块麦默通手术中的作用

探讨B超配合在麦默通微创行乳腺良性肿块切除术中的作用。对569例乳腺肿块进行麦默通微创切除术,分别于术前进行B超定位,术中进行B超引导,术后B超探查及随访,分析B超配合对手术的彻底性、安全性和准确性等所起的作用与意义。结果569例患者的乳腺病灶均被准确切除,B超熟练程度决定手术的准确性、彻底性及手术时间。术中B超配合20次以上者,其一次定位成功并一次完全切除率达87.4%,与初次(B超配合20次以下)配合者相比,两者有显著性差异(P=0.000);手术时间亦比初次B超配合者要短,两者有显著性差异(P=0.000)。熟练的B超配合,有利于麦默通微创旋切技术准确、有效、快速而安全的切除乳腺良性肿瘤。     

默识与体认：薛的穷理工夫论

在理学的话语体系中,“默识”不仅指默记住所学知识,而更具有体悟、认识的意思,它强调的是认知主体可以通过超越言语的方式来认识理和道,其指向的乃是形上本体,因此理学家很自然地将默识的概念运用于对“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的诠释中。薛瑄重视默识的概念,是因为贯通性与天道是其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从薛瑄对默识工夫的重视,可以看出他在工夫论上明显有注重内向体验的倾向。薛瑄对默识概念的使用仍然是继承程朱,他所说的默识并不单纯指默坐澄心、体验未发的工夫,而是兼具内外的默识心通。在薛瑄的工夫论中,默识与体认又是相通的概念,默识主要是心地工夫,体认则更注重身的维度。     

河图洛书与中国传统数学的历史关联——以方中通《数度衍》为中心

河图洛书不仅是中国古代易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同时也与中国传统数学有密切的关联。宋代图书之学兴起,与隶首作数、周公制礼、张苍定章程等经典故事一道,河图洛书生数进入中国数学起源的叙事系统;同时,由河图洛书衍生而来的纵横图成为古代数学著作的一部分。元中叶以降,朱子理学被定于一尊,河图洛书黑白点图取得了在中国传统数学体系中的固定位置。明清之际,秉承家学的方中通著《数度衍》,发明“勾股出于河图”“加减乘除出于洛书”两说,由此把数学的基础建立在河图洛书黑白点图之上,并重新调整了中西数学体系的结构,开启了河洛之学在算学领域内的新发展。康熙年间,清廷编撰《数理精蕴》《周易折中》,两书都认为“加减出于河图,乘除出于洛书”。清中叶,江永撰《河洛精蕴》亦用勾股解河图洛书。由此来看,《数度衍》对数学和易学的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