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超配合在乳腺良性肿块麦默通手术中的作用

探讨B超配合在麦默通微创行乳腺良性肿块切除术中的作用。对569例乳腺肿块进行麦默通微创切除术,分别于术前进行B超定位,术中进行B超引导,术后B超探查及随访,分析B超配合对手术的彻底性、安全性和准确性等所起的作用与意义。结果569例患者的乳腺病灶均被准确切除,B超熟练程度决定手术的准确性、彻底性及手术时间。术中B超配合20次以上者,其一次定位成功并一次完全切除率达87.4%,与初次(B超配合20次以下)配合者相比,两者有显著性差异(P=0.000);手术时间亦比初次B超配合者要短,两者有显著性差异(P=0.000)。熟练的B超配合,有利于麦默通微创旋切技术准确、有效、快速而安全的切除乳腺良性肿瘤。     

威廉斯“合法性解释”批判

本文认为威廉斯的合法性解释存在诸多难点：他的“批判理论原则”不恰当地限制了政治权力的边界，从而难逃“非现实主义”的指控；其“讲得通”概念是对政治权力内在逻辑的扭曲和误读，而且隐含了自下而上赋予合法性的现代逻辑；而“合法性+现代性=自由主义”命题则建立在错误的概念分析和历史解释的基础之上。本文试图提出“合法性+现代性=民主制”这一方案，以取代威廉斯的合法性解释。     

弘扬“佛法” 同结善缘——访贵阳青岩迎祥寺主持通修法师

位于青岩古镇南街的迎祥寺，始建于明朝天启年间(公元1621年)，当时建筑面积三百五十平方米，占地面积约六百平方米。康熙五年，在观音殿楼上塑斗姆娘娘，因此也被叫“斗姆阁”。康熙十一年。重建天王殿及左右的侧殿。嘉庆十六年，复修观音殿换主梁及其对面厢房、娘娘殿等。     

以礼化民 乡约善俗——乡村治理的路径探析

理学家秉承"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的传统,为实现"化其心,成其俗"的化俗理想和乡村礼治而不懈追求。在乡村治理的路径中,认为家庭、宗族是化俗之本,是乡村治理之基石,制定家礼、族规是敦伦化俗的重要手段。他们重视乡约建设,借乡约对乡民进行道德规范、约束,使乡约成为化俗乡里的"善俗之方"。同时,为地方先贤建祠堂、立碑坊,使地方贤达偶像化,以见贤思齐,淳化风俗。宋明理学家通过修礼书,行乡约等这些化俗民间的道德实践,达到敦化导民,化民成俗的目的,实现"教化行而习俗美也"的良好愿望,是理学乡村治理的一种积极尝试。对当今社会风气的改善,公序良俗的形成和乡村基层社会建设仍有历史的镜鉴意义。     

《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导读

此文为T.S.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发表50周年之际,加拿大哲学家I.哈金(Ian Hacking)为其第4版撰写的《导读》,旨在既介绍当年此书发表时所引发的效应和争论,也对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如何看待它所提出的问题和存在的影响作出评论.因此,这一“导读”兼具导读和评论的双重性质.从介绍《结构》所发表的“1962年”的科学时代背景出发,哈金首先考察了书名中(科学革命)的“结构”与“革命”两词的意含,进而对《结构》中所涉及的主要关键词,如“常规科学”与“解谜”、“范式”、“反常”、“危机”、“世界观的改变”、“不可通约性”、“通过革命而进步”加以分析和讨论,最后评论了库恩关于“真理”的观念,以及《结构》取得的成功.     

敦煌本古灵宝经作者质疑

本文根据道戒和思想内容的不同认为敦煌本P2256号和P2861号文书并非宋文明的<通门论>,而是宋文明之后的灵宝弟子编撰而成的,是对陆修静、陶弘景、宋文明等人的学术和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绝地天通”中的宗教与历法

绝地天通是中国文明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既是宗教事件,也是历法事件,因为中国古代巫教的核心就是天文历法。绝地天通确立了统一历法,重黎是掌握历法天道的巫师,它与《尧典》中的“观象授时”和《易传》中的“神道设教”都是以天文历法为核心,确立了自然与文明的区隔,却并非绝对的天人分裂,而是总体上的天人合一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山东济宁 持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走深走实北大核心

近年来,山东省济宁市充分发挥儒家文化发源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地、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的优势,不断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的深度和广度,持续推进宗教中国化基层实践走深走实。一、理论研究作引领,发挥传统文化多元通和优势。构建政界、宗教界、学界共建共享的宗教中国化研究体系。     

缪勒比较宗教学与伊利亚德宗教现象学方法之比较研究——宗教研究的方法论及学科旨归

缪勒的比较宗教学借助比较语言学进路,试图对宗教现象作出科学的归纳与解释,并赋予宗教研究以独立学科地位.但其方法论中充斥着自然科学的客体化、实在化特征,化约了宗教作为人类存在活动的主体性本质,将宗教学研究的最终旨归确立为内涵含混的客观真理,宗教学术活动从而成了对宗教信仰或宗教性的化约,宗教研究和宗教之间的矛盾对立在缪勒的体系中凸显出来.伊利亚德的宗教现象学方法则倡导"非化约主义",在宗教研究中使宗教近乎其所是的显现自身,"神圣"因素成为宗教最终不可化约的特质和宗教学的学科母体,而体验"神圣"、以宗教性方式生存的"宗教人"则成为宗教活动中的主体.     

日朝通信使笔谈中的朱子学辩论

宋代以来,朱子学在引领中国本土思想潮流的同时,对东亚思想领域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朱子学在日朝两国的发展境遇却截然不同。朱子学在朝鲜王朝开国时就被奉为"国学",始终享有"独尊"地位;反观日本,却呈现出朱子学、古学、阳明学、折衷学等百家争鸣的局面。这导致日本学者在与朝鲜通信使开展笔谈交流的过程中,在认同朱子学的同时,也表露出对其他哲学思想的追捧,不可避免地与朝鲜通信使产生思想交锋。通过《朝鲜后期通信使笔谈唱和集》,即《支机闲谈》《长门癸甲问槎》《对礼余藻》三种文本,可探究日朝两国文人朱子学思想的异同,进而考察朱子学在日朝两国的具体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