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物品困境中自我权力和他人权力对初中生合作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分别操纵被试稳定的权力（实验1）和不稳定的权力（实验2）,并与不同权力个体进行公共物品困境任务,以考察了自我权力和他人权力对初中生合作行为的交互作用及其权力稳定性在其中的作用。结果发现,在权力稳定情境下,高权力的初中生合作水平低于低权力组和控制组,而在权力不稳定的情境下,高权力的初中生合作水平高于低权力组。无论权力稳定与否,与低权力同伴合作时,低权力者的合作水平均显著高于与高权力同伴合作时。     

厌恶和恐惧情绪对跨期选择的不同影响：基于ERP的研究

本研究运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ERPs)考察厌恶和恐惧情绪对跨期选择的影响。其中,厌恶和恐惧情绪采用情绪面孔图片进行启动,分析跨期选择任务中评估阶段所诱发的ERP成分。行为结果发现,与中性面孔相比,厌恶面孔启动使个体倾向于选择立即奖赏。ERP结果发现,在选项评估阶段,厌恶面孔比中性和恐惧面孔启动诱发更大的P2、P3和LPP波幅。这说明,厌恶情绪促使个体投入更多的注意和动机资源对跨期选项进行评估,进而使个体倾向即时满足。     

4～6岁儿童合作行为认知发展特点的研究

采用访谈法对119名4～6岁儿童合作行为认知的发展特点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幼儿的合作选择认知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其中超过一半的幼儿知道在面对问题时可以与同伴合作解决,而在日常游戏中知道与同伴合作共玩的幼儿更是超过了3.4;(2)幼儿的合作归因主要以结果归因为主,客观条件归因次之;同时,在结果归因中,幼儿主要以个体或活动归因为主,同伴关系和共同利益归因所占比例都相对较少;规则和权威归因在幼儿中仍有一定存在;(3)随着年龄的增长,幼儿合作选择认知和合作归因的水平都不断提高;(4)情境是影响幼儿合作选择认知与合作归因的一个重要因素。     

文化现代化的困境与地方性知识的实践

现代化的全球性进程 ,生发了不同地区和国家传统与现代性的矛盾冲突 ,构成了文化现代化的历史与现实困境。面对现代化与反现代化、后现代思潮之间的矛盾以及强势文明与弱势文明之间的冲突 ,以地方性知识的实践为条件 ,寻找文化现代化实现的途径就成为一种客观要求。因为地方性知识的分类、过滤和选择是文化现代化实现的基础 ,而它在实践中的兼容与变异则是文化现代化实现的动力 ,其平等眼光与内部眼光更是对普适性现代化观念和进程的一种矫正。     

从细胞凋亡看生命的选择

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细胞凋亡是细胞在基因控制下生理性、主动性的死亡方式,对维持整个生命有重要的作用,是生命的自主选择.这一认识改变了人们对死亡的传统理解.死亡不只是生命的终结现象而是伴随着整个生命的始终.细胞凋亡的理论为某些疑难疾病的防治提供了可能.     

毛驴的眼罩

一头毛驴被主人牵着,来到了桥头,透过一道道宽宽的石板缝,可以看见桥下湍急的流水。毛驴被这可怕的景象吓住了,任凭主人怎么催赶就是不敢前行。主人走上桥往前面拉它,它就拖着身子向后撤;主人用树枝狠狠地抽打它的臀部,它就前腿立起,昂首长嘶,好像在抱怨说:“为什么非要我走这么危险的路呢?想让我掉下去淹死吗?”主人只得住手。主人又想出一个办法,他牵驴下桥,直奔一块庄稼地而去。毛驴看见绿油油的庄稼,早已馋涎欲滴,很顺从地往前走着。这时,主人脱下褂子蒙住了驴的眼睛,在原地兜了一圈,就径直奔桥头而来。毛驴就这样被一步步牵上了危险的…     

自我同一性危机与道德选择多元化

自我是一个复杂的概念 ,自我同一性则是依赖于我们经历过的所有不同的自己的综合 ,是对自身发展的一种强烈的一致性和连续性的主观感觉。自我同一性危机是指自我处于自身的矛盾与冲突中 ,反映了自我在过去和现在、彼地和此地的不连续。在现代社会 ,随着个体道德选择的可能性与主动性的增强 ,自我的完善与否对道德选择相应产生了积极与消极的作用。     

择偶复制:一种适应性的性选择策略

择偶复制是一种择偶策略.在阐明择偶复制概念及研究范式的基础上,以阐述择偶复制影响因素的形式,介绍了择偶复制的研究成果、发展脉络.例如,性别影响择偶复制:相对于男性,女性被试更容易产生择偶复制;身体吸引力、性策略、年龄及性经验等影响择偶复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择偶复制的一般化是导致择偶偏好群体内一致性和群体间差异性的原因之一.最后,点明择偶复制的性质:基于社会学习的、适应性的性选择策略.     

电力科技创新的伦理困境与出路

从电力科技创新主体来看,其伦理困境主要表现在电力科技创新的社会政治认同、公众认同和市场认同问题.从电力科技创新客体来看,其伦理困境主要表现在电力科技创新成果本身或应用过程带来的社会、生态或人文伦理难题.电力科技创新伦理困境的出现,其根源在于电力科技创新价值取向的偏离.基于“科林格里奇困境”,电力科技创新导致出现一系列伦理问题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必然性”.可以从电力科技创新制度的重建、文化的形塑和公关政策的调整等方面解构电力科技创新的伦理困境,并实现电力技术创新伦理观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