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启发式对风险选择的影响

本研究旨在考察情感启发式对风险选择的影响。研究1采用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方式对687名大学生进行问卷施测,修订并检验中文版情感启发式问卷的信效度,以该问卷测试的风险−收益相关系数作为衡量情感启发式倾向的指标。研究2采用极端被试法,在103名大学生完成问卷后,将风险−收益相关系数绝对值前20%和后20%的被试分为高、低情感启发式组,完成风险选择任务。结果发现：（1）中文版情感启发式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与效度,可以作为情感启发式倾向的测试问卷。（2）风险选择任务激活负性情绪时,相比于低情感启发式倾向,高情感启发式倾向的被试更容易受负性情绪的影响,其风险判断的主观值更高。研究揭示了情感启发式对风险选择的影响,为情感启发式作为个体进行风险判断的重要依据提供了实证支持。     

“康德主义转向”:森的“承诺”行为解释的完善之径

<正>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是对经济学"自利最大化"理性观最强有力的当代批判者之一。在森过去40年所作的经济理性批判和人类行为分析中,"承诺"行为(commitment behavior)是一个基石性的范畴。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分析指出:森对"承诺"行为——尤其是他所谓超越"自我目标选择"的"承诺"行为——的理论解释,尽管极具"现象学价     

作为创世论的存在论

一、存在论换位自然的存在必然是如此这般的,一切别无选择就不会产生思想问题。自由意味着可以选择的多种可能性,因此,自由就是不自然。如果说事物是自然而然的(to be as it is),那么,自由所为之事就是使存在不自然(to be as it is not)。万物的存在性质是"平凡"(这是张盾的深刻见识[参见张盾,第352页]),而万事的存在性质却是奇迹,即使是人人习以为常的事情,比如购物或者上网,在存在论上都是奇迹(相比之下,谋杀并非奇迹,而是平凡的,尽管谋杀的原因可能是不平凡的)。人类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的困境及对策

心脏死亡供体作为增加器官来源的重要途径;已受到世界移植界的广泛关注.在我国特殊的移植环境中;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的开展有其优势;但也面临着伦理、技术及社会方面的困境.除了要加大宣传力度;树立新观念外;还应培训器官捐献协调员;建立合理的补偿机制;树立医院良好形象;促进器官捐献不断发展.     

基于逻辑的社会选择理论研究

尽管我们处在一个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时代,理性个体总是处在利益对抗的竞争之中,但是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整合社会成员的个体意志做出群体决策,如公共事业投资、社会福利分配以及投票选举等等。社会选择理论探讨的正是如何将存在冲突的个人偏好聚合(aggregate)为群体或社会偏好从而奠定群体决策的理性基础,探讨群体决策得以形成的内在机制,以及如何保证群体决策公平公正,符合社会     

不同模糊程度下的模糊决策的ERP研究

选取"二择一的选择任务",以风险决策任务为基线,对不同概率区间所代表的三种不同模糊程度(0-100%、20-80%、40-60%)下的模糊决策进行了神经机制上的探究,结果发现:(1)三种不同模糊程度下的模糊决策在脑电上不存在差异;(2)与三种不同模糊程度相对应出现的三种相同风险程度的风险决策,在脑电上的激活有所不同;(3)三种模糊程度下的模糊决策与相对应出现的三种相同风险程度的风险决策,只有在40～60%和50～50%的条件下,脑电上是存在差异的。这些结果表明:被试在做决策时所依赖的参照点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在40～60%和50～50%条件下,被试的决策过程有冲突的,是最困难的。     

试析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论 ——基于亚里士多德《论灵魂》

亚里士多德把灵魂看作不可与身体分离的生命的形式。他区分植物性灵魂、动物性灵魂与思想性灵魂。借助对有理智的生命的灵魂结构的解释和对思想本身的结构的解释,亚里士多德使思想在灵魂中获得了最重要的性质。亚里士多德把善看作驱动人的运动的最后原因。在人的灵魂中,他区分两种指向善的原因——思想与欲求。欲求被看作灵魂的思想性活动部分与动物性活动部分趋向善对象的气质倾向。他区分欲求的三个要素:思想活动部分的希望、动物性活动部分的欲望与感情。亚里士多德的解释结构在理论上容许在灵魂的动物性活动部分拥有区别于欲望的欲求。这种欲求被解释为对于肉体快乐以外的其他快乐,它的一个重要部分被解释为选择。     

罗尔斯理性契约论中的错误

在《正义论》(1971)出版20年之后,罗尔斯公开声明,在理论中将正义理论描述为理性选择理论是部分错误的.这里包含两个主要的问题,它们关系到构建原初状态和两个正义原则的最大最小值的推论.由于在霍布斯的模型中,道德与理性是不相关的,所以罗尔斯试图构建一个公平的原初状态.因此罗尔斯的理性契约论证明是理性而公平的模型.但是这个模型犯了道德假设先于理性的循环错误,而这一点或许是理性上任意的.而且,由于它具有非常保守的规避风险的心理态度,罗尔斯就无法表明,在两个正义原则的最大最小值的策略推论中,较高级的理性会凌驾于其他策略中的理性.这些就是罗尔斯不得不承认错误的原因.出于他的正义理论的辩护策略,罗尔斯转向了康德的自由概念和平等的道德人的概念,而围绕康德的概念是存在一些争议的.     

内在锚与外在锚对锚定效应及其双加工机制的影响

通过2（外在锚类型：高锚VS低锚）×2（内在锚类型：有VS无）被试间设计,考察不同锚定信息来源：由外部世界提供的外在锚与个体自身内部产生的内在锚信息对锚定效应及其加工机制的影响。结果发现：（1）当内在锚不存在时,外在高低锚组的估计值有显著差异,当内在锚存在时此种差异变得不显著;（2）当内在锚存在时,外在高低锚组被试的答题反应时有显著差异,内在锚与外在锚一致时反应时比不一致时更快,当内在锚不存在时,此种差异变得不显著。实验结果表明,当锚定调整机制与选择通达机制同时存在时,前者更占优势;锚定信息一致性会影响不同加工机制的启动,一致的信息会激活选择通达机制,不一致的信息则会激活锚定调整机制。     

跨期选择中偏好反转的心理机制

通过直接测量近期和远期选择中备选项激活的情绪、间隔的时间知觉及对备选项金额差异和时间间隔的重视程度,以探究跨期选择中偏好反转产生的心理机制。结果表明：（1）近期选择中,备选项激活的情绪强度差异显著,而远期选择中两者的差异不显著;（2）近期和远期选择中,情绪强度差异和时间知觉差异能够预测偏好反转的发生。研究结果支持了偏好反转的情绪激活差异假说和时间知觉差异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