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思维与信息的哲学考察与莱布尼茨的二进制级数和现代计算机科学的关系

本文的目的在于给出一个简单的论证,机器本身没有智能,但人有智能,所以机器有助于人类的思维,但是我们应该对"什么是信息"这个问题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因此不仅需要在科学上而且也需要在哲学上需要进一步进行论证,这就是哲学家不可或缺以及国际哲学界何以在新世纪伊始将信息哲学称为第一哲学的理据。与此同时,我们还介绍了莱布尼茨为什么被控制论事后追认先驱的典型并从真理再发现的角度将中国《易经》中的那段"筮法"按照数理逻辑的能行可计算理论而不是按先前数论中的同余式进行了重新解释。最后,从科学史的方面将莱布尼茨的二进算数或二进制级数作了一些比较详细的考察,认为它与现代的计算机科学根本没有任何关联。     

2010年我国急性ST段拾高型心肌梗死诊断与治疗指南解读评析

近年来我国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病率一直呈明显上升趋势,已接近国际平均水平.对于STEMI版早期诊断并及时开通梗死相关动脉、增加心肌再灌注、防止心肌进一步坏死,可显著降低心血管事件的发生.本文从STEMI的诊断、早期医疗、再灌注治疗、辅助治疗及二级预防等几个方面对2010年我国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的诊断与治疗指南进行了详细解读分析.     

事实与价值之间——论史蒂文森的情感表达主义

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一直是西方哲学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当代英美元伦理学的讨论中,这一问题往往表现为关于道德分歧以及解决这种分歧的道德论证的性质的争论。这种争论之所以重要,     

伊壁鸠鲁的假设

古希腊有一位著名的无神论哲学家，叫伊壁鸠鲁。一次，他与几位神的信奉者谈论他的观点时雄辩地证明神的不存在。     

替罗非班不同给药途径对DM合并急性STEMI患者PCI术后血小板α-颗粒膜蛋白及心肌灌注水平的影响

为探讨替罗非班不同给药途径对糖尿病（DM）合并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患者PCI术后血小板α-颗粒膜蛋白及心肌灌注水平的影响,对149例DM合并急性STEMI患者进行研究,测定并比较经静脉（A组）、冠脉给药途径（B组）和无替罗非班（C组）的患者术前及术中应用替罗非班后血小板α-颗粒膜蛋白GMP140浓度、造影结果、心肌酶及肌钙蛋白I水平峰值及峰值时间、心电图变化。结果显示A、B两组术中血小板α-颗粒膜蛋白浓度较术前明显降低（P〈0．05）,且B组较A组降低更明显（P〈0．05）,而C组未见明显变化（P〉0．05）,A、B两组术后即刻TIMI血流、2h sumSTR、心肌酶及肌钙蛋白Ⅰ峰值及峰值时间的变化均优于C组（P〈0．05）,且B组优于A组（P〈0．05）。因此,替罗非班可以降低血小板α-颗粒膜蛋白浓度和改善心肌灌注水平,与静脉途径给药相比,经冠脉给药更具有优势。     

伦理型领导、互动公平与员工帮助行为：亲社会动机的调节作用

通过分析由问卷调查获得的323个配对样本的数据,探讨伦理型领导对员工帮助行为的影响机制.发现：伦理型领导与互动公平显著正相关;互动公平在伦理型领导与帮助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亲社会动机调节了互动公平在伦理型领导与帮助行为关系的中介作用.结论：伦理型领导通过互动公平激发员工帮助行为的发生,且员工的亲社会动机会增强伦理型领导的效力.     

内容与形式的结合——在综合实践活动中进行“两型社会”教育

少内容是事物的内在诸要素的总和;形式是内容的存在方式,是内容的结构和组织。内容和形式是辩证统一的。没有无形式的内容,也没有无内容的形式,内容与形式是叠态的影像。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依赖于内容,并随着内容的发展而改变。但形式又作用于内容,影响内容,当形式适合于内容时,它对内容的发展起着有力的促进作用,反之,就起严重的阻碍作用。综合实践活动中进行“两型社会”教育,将实现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结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学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学的根基就在于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传统美学是一种“向内求善”的伦理型美学,中华美学精神集中表现在它的“美善相乐”,“天人合一”,“和合之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学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条件下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学精神的产物,它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源泉,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真善美相统一的价值论体系,它将以美和艺术来塑造人民的灵魂,鼓励人民向上向善,以信仰之美、崇高之美,为实现振兴中华民族的中国梦,吹响时代前进的号角.     

斯坎伦的契约主义与总计问题

斯坎伦的契约主义道德理论,是为了取代效益主义而建立起来的。效益主义在证成一个行为的道德正确性时,会考虑受该行为影响的人的福祉总计,因而人数很多时变得很重要。人数在道德上的重要性,似乎也符合我们的直觉。这也是效益主义有吸引力的其中一个理由。斯坎伦的契约主义,由于坚持只有个人理由才构成反对一项原则的理据,因而面临难以说明人数在道德上重要的问题。他提出"打破平衡论证"来尝试说明,在不依赖总计的情况下,也能说明人数的重要。本文认为他的论证是不成功的,但只要引入几个重要区分,在契约主义框架内,其实可以容纳总计而不会滑向效益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