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牧需要智囊团

作为信息时代的教牧人员,我们要面对教会内外日益复杂的问题。一方面,由于信徒知识水平不断提高,又需要面对迅速改变的社会,他们期望教会能提供切合时代的真理教导;另一方面,他们又盼望教会能在这现代化的社会中,扮演积极而有影响力的角色。因此,无论对讲坛、教会的方向和策略、现代化的办事效率、教会的社会行动和言论,信徒均有很高的要求。     

把南方大寺院的做法栽到北方农村来——云乡法师的乡村弘法“实验”

“为什么不开辟一个禅修道场？那里没有都市的浮华与喧嚣,也许它的面积不大,禅修活动的时间不长,却能为这些白领提供一个放松自我的好去处。”“来到这里,禅修者远离了现代化,自自然然生活十多天,把世俗的事情放下就好。”     

启示

二00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主办的第二十九期马克思论坛,于文科大楼马哲所会议室举行。中山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生龙霞在本次论坛上做主题报告,题目为：基于“实践”的奠基性困境——一种反身性实践的可能方案。[第一段]     

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努力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1月30日邀请我国宗教团体的五位领导人到中南海作客,就如何保持宗教政策的稳定性问题坦诚谈心。这是使全国各族人民欢欣鼓舞的大喜事。我们祖国是有56个民族和多种宗教信仰存在的大国,国家的统一,国内各族人民的团结,是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的基本保障。当前,我国已进入了实现“八五”     

中国画的现代化演变探讨

相比古代美术,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美术不管是社会文化环境还是品类与形式都发生巨大变化,该时期的中国美术具有新旧交替和中西交融的特征。中国现代化美术继承了传统文化,同时引入了西方文化,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理清我国美术与绘画的发展脉络。从中国画的内涵入手,讨论中国画在20世纪的流派与特征,分析三次中国画现代化改革论争之比较,指出论争从宏观性命题向微观性命题的转化,并就中国绘画现代化发展进行思考,表达看法。     

论“两个行”的内在逻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大历史观诠释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两个行”的新论断。“两个行”所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能”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出“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根本原因在于,既遵循了“行”的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也创造了“行”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以特殊性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同时,在“遵循”与“创造”的守正创新中亦探索出了共产党执政规律。前一个“行”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普遍性,后一个“行”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两者的统一只有在大历史观的视域下方能得到系统解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非是“反对《资本论》的革命”或新自由主义道路,而是执行马克思晚年“政治遗嘱”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行”的守正性产物,也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创新性产物。     

新时代实现人的现代化的三重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它以实现物质富足、精神富有为根本要求,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人民群众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者和践行者。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而中国共产党则是领导我国人的现代化事业的核心力量。马克思主义人学所主张的为人类求解放,百年党史中贯穿的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初心使命,遵循“一元多线”发展观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新时代实现人的现代化的理论、历史和实践逻辑。     

邓小平与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构建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中,邓小平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充分吸收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小康之家”“三步走”“共同富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话语概念,科学回答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称谓、重要目标、战略步骤、本质特征、基本路线、必由之路等重大问题,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初步框架。邓小平在构建这一话语体系时,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有机统一,坚持对西方现代化话语的扬弃与超越,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奠定了坚实话语基础。     

重思钱穆与张君劢中国古代政制之辩

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是否为专制的问题从未缺乏过探讨。如何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如何在中国传统政治的基础上建立新制,是现代新儒家共同关注的话题。钱穆以重述汉、唐、宋、明、清五代政治历史的方式为中国古代政制“非专制”辩护,主张新制构建应根植本民族的政治传统,秉承因时损益的政治发展态度,保持对世界政治格局变化的敏锐,并进行创造性转化。而张君劢则以儒者兼政治人物的双重身份,强调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为“专制”,新制的建立需要站在中国自身的实际立场,结合中西制度优势,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实现立宪民主。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既要正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也要明确“专制”概念的中西差异,而不是一定贴上“专制”抑或“非专制”的标签,这才是古今之分中构建新制的正确态度。     

中国式现代化中道德转型的前提逻辑、演进脉络和经验规律

道德转型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视阈中蕴含着前提逻辑：利益关系分化撬动了道德标准的普遍性根基,集权秩序瓦解增强了道德生活的自由化张力,在新旧道德秩序更替的未完成状态中,中国共产党遵循马克思主义为疏解现代性道德矛盾提供了可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中道德转型历经阶级革命伦理—国家建设伦理—改革开放伦理—民族复兴伦理等主题,逐渐从唤醒主体自知的道德觉悟,到建构集体共享的道德制度,再到维护兼容多样的道德秩序,及至塑造和谐向善的道德格局。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道德转型,通过把握善恶世界的经验规律来引领道德实践：就道德秩序优化的内在结构而言,注重国家伦理与公民德性相融合、普遍规范与自由意识相联结;就道德环境治理的领域关联而言,强调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辩证结合、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统筹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