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弘法社刊》的办刊定位及其作用

<正>近现代佛教报刊的兴办,被认为是佛教复兴的一大标志。目前为止,出版总数虽难以确定,"但很有特色,主要表现为数量多、参与面广、内容繁杂、有个性,反映了佛教界各种不同势力和不同组织的要求"^[1]。民国的佛教界,可以概括为改革与保守两大阵营,"这一新旧之争持续了整个近代佛教史,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佛教的发展态势"^[2]。以太虚及其追随者为新派,而冶开、圆瑛等皆为旧派。双方争论的一个主要形式,就是通过各自主导的报刊展开论战。但是因为报刊本身就是新事物,是革新派愿意接受与喜欢使用的新工具,所以就力量对比而言,     

圣俗并举:中国农村村名和佛教

佛教入华,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进入寻常百姓家.村落地名是地域文化的标志和载体.村名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含义,是文化的根系所在.村名记载着先民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辛奋进.随着社会的发展,村名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演变.通过对村名渊源的了解,能够加深对家乡的热爱.在中国地名文化中受佛教影响命名的村庄,具有浓厚的佛教色彩,同时体...     

论明清之际传教士与岭南佛教界的交涉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他们以澳门为跳板,先后在肇庆和韶州建立了教堂,传播区域扩及广东、广西和海南等岭南地区。其传播策略先是以佛教身份行基督教之实,随着认识的改变,传教士开始向儒家靠拢,转而批判佛教,甚至打砸庙宇、神像。与此对应,岭南佛教界也从热情欢迎传教士的态度转变为争锋相对地采取措施驱逐传教士。在基督教传播过程中,传教士和岭南佛教界代表两种文化形态相互试探和争斗。     

冯友兰中国哲学“三史”中佛教研究的方法论转向

如何在中国哲学史的框架内理解和诠释中国佛教,胡适与冯友兰用现代学术的方法分别作了佛教“化中国”和佛教“中国化”两种解读。冯友兰历经一生写成的中国哲学“三史”中,对佛教研究在叙事方式上经历了由史论结合、以史为主到史论结合、以论为先而明其学脉,在理论分析上经历了从新实在论等西方哲学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佛教哲学而得其宗旨。其一以贯之的主线是从揭示中国佛教的本位性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考察中国佛教哲学,这不仅反映了冯先生学术研究的方法论转换,也深刻体现了他的世界观转向。     

论欧美佛教研究的分期与转型

本文把欧美佛教研究学术史划为四个阶段:一、19世纪20-70年代,是起步阶段,确立了以"佛教文献学"为主导的研究范式;二、19世纪80年代到二战,是成熟阶段,在佛典校勘、佛教考古与思想解读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形成了旧英德学派、列宁格勒学派与法比学派;三、二战结束到70年代,是转型阶段,东亚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在传统的文献学与哲学研究之余,兼顾适应国际政治需要的"地区研究",在方法上更多涉及佛教的社会史、政治史等领域。四、80年代以来,欧美佛教研究中心从欧洲转到北美,佛教学术空前繁荣,西方佛教学者置疑他们自身的学术传统与理论预设,探讨佛教与西方社会深度交流的可能。     

注重"心灵环保"的当代人间佛教--圣严法师人间佛教思想之探析

圣严法师精勘于传统禅修,并因此以台湾法鼓山为弘法基地,常年在美国、台湾等国家与地区举行公开的"禅七"活动.在多年契机的传法过程中,圣严法师针对竞争激烈、动荡不安等各种压力剧增的现代社会,提出了"心灵环保"的人间佛教,即以传统的禅修为安心法门,并融入建设"人间净土"的理念,来对治现代人的焦虑、不安及环境污染等现代社会问题,同时冀此来提升现代人的精神品质与实现现代社会的和谐、安宁与幸福.从总体上看,圣严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主旨是立足于人心困惑、浮躁的现代社会中,以中国禅宗的"平常心是道"的禅法为基础,兼他宗所长,并融入现代化的生活意识,以"心灵环保"为方便说法,引导人们在世间实现净土,同时,也不忘"世间成佛道"的超越.     

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访问韩国

本刊讯　应韩国佛教宗团协议会的邀 请,以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刀述仁居士为团 长、副秘书长张琳先生为秘书长的中国佛教 代表团一行５人于９月２３日至２７日对韩国 进行了友好访问。 在韩期间,代表团分别访问了韩国佛教 宗团协议会、韩国佛教曹溪宗、天台宗、太古 宗、观音宗、真觉宗以及东国大学、圆佛教等, 并与这些团体和宗派的有关负责人进行了亲 切交谈。代表团一行所到之处,再三对韩国佛 教界的高僧大德在赵朴老去世后专程赴北京 悼念,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和朴老夫人表示感谢,并表示要继承赵朴老遗志,努力完成朴老的未竟事业,把…     

异邦振锡 宝岛分灯——谈福建佛教的对外弘法活动

福建佛教源远流长,历史上曾广泛地开展对外弘法活动,并在海外有众多的廨院,这是福建佛教的显著特点之一。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福建佛教与日本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唐天宝十二年（７５３）,历经挫折、双目已经失明的鉴真大师第六次东渡,终于到达日本的九州。他在平城京东大寺设坛传戒,圣武天皇以下四百余人,均从其受戒。鉴真大师后被日本佛教律宗尊为始祖。追随鉴真大师赴日的１４位弟子中,有福建泉州超功寺僧昙静。昙静在日本担任戒师,辅佐鉴真大师弘扬戒律,为鉴真弟子中显名于后世的１８位名僧之在日本长崎,明崇祯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