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新变化

中国近代社会风俗与道德的变革基本上是同步的.近代中华民族的服饰、社交礼节和岁时节日的风俗发生了重大变革.剪辫、放足和易服标志着中华民族摆脱了满族统治者施加的民族压迫和精神枷锁.鞠躬取代跪拜,“先生”和“君”的称呼取代“大人”和“老爷”的称呼,流行“同志”的称呼,反映出中国人的民主、平等观念在增加,政治理想和团结精神在强化.改历改元表明皇权至上观念轰然倒塌,中华民族融入世界潮流的观念在增强.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近代新气象——社会结构角度的考察

自明清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包括经济结构、阶级阶层结构、政治结构等)缓慢地发生着变化,但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这种变化不过是根本社会结构不变基础上的量的变化,传统政治伦理仍然是在原有框架下所做的改良,无所谓转型的问题.而近代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由此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法国大革命中的暴力与恐怖

"恐怖时代"一词和恐怖手段的使用与1789年大革命同时产生。1789年的政治文化,甚至在其自由的主张里,都蕴含着一些潜在的专制主义与不自由,最终转化成1793年的情形。此外,恐怖也出于事后看来难以理解的集体激情,活跃的激情力量以暴力反对大革命中真正的或假象的敌人。然而,在大革命的恐怖中,意识形态所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革命逐渐升级是出于言论的不断激进,是真正的"激进化的竞赛",在此过程中多个势力同时寻求合法性与权力。     

近代农村家族文化的发展与变迁

我国农村的家族文化历史悠久,生命力极其旺盛。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了解近代农村家族文化的发展及变迁历程,以此来更好地为建设现代化的新农村打好基础。本文探讨了家族和家族文化的含义,分析了近代农村家族文化的发展变迁过程,在此基础上提出：我们要科学地对待农村家族文化,扬长避短,以利于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近代中医困境根源探析

中医在中国应用了几千年,有着成熟的理论体系,其疗效已经被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实.但在近代,中医却开始陷入困境,其主要原因有:西医东渐的巨大冲击;日本废止汉方医的示范效应;西方科学技术的大举输入,特别是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中西文化论争对中西医学冲突的影响.     

论马克·泰勒后现代神学思想的解构性特征

近代人本主义无神论实现了人在传统神学网络中的客体边缘向主体中心的反转,而在其将上帝颠倒为主体意识的对象化客体之时,也在进行着主体意识的自我神格化。这种简单倒置的直接后果就是上帝之死和信仰的衰微。在马克·泰勒看来,要摆脱这种简单倒置导致的现代神学困境,神学必须借助解构思想的策略和资源将近代人本主义无神论所完成的简单倒置转变为一种辩证倒置。     

基督教会与晚清台湾的教育事业(1860-1895)

晚清三十年间(1860-1895),尽管教案频发,但英国和加拿大基督教会在台湾进行的传教事业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与此同时,基督教会在台湾创办了近代教育,设立各类学校,推广白话字、创办报纸等.教会教育引进西方先进教育观念和方式,客观上对晚清台湾教育事业起到了促进作用.     

耶稣会教育与天主教的复兴

16-17世纪,耶稣会创办了大量学校,不仅为天主教会和世俗政权培养了大量人才,推动了天主教革新运动,而且直接吸引了大量新教徒重返天主教,增强了天主教的社会基础.耶稣会教育在促进天主教复兴、扼制新教传播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近代欧洲新旧教并存的宗教格局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19世纪传教士中文报刊的历史演变及其近代化进程

19世纪上半叶,外国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将西方近代报刊的概念与形式介绍到中国,揭开了中国近代报刊的序幕.19世纪下半叶,近代报刊逐渐走向成熟.伴随着报刊的近代化进程,这些传教士报刊还经历了从传播宗教到传播西学的转变,它们又是促使中国人自办近代化报刊的催化剂.     

"大一统"中国的重新塑造:近代边疆危机与建省改制

领土与国家权力的严格重合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特征.现代意义的国界与古代意义的边疆之内涵差别,体现了现代民族国家国际体系不同于与传统国际关系的特征.在现代民族国家国际体系的冲击和压力下,为了抵抗外来威胁、保持国家统一,清朝末年采取了的一系列边疆建省举措,使中国传统"大一统"框架内的边疆意识和边疆政策发生了根本变化,从而实现了从边疆向国界的转化.国家主权在边疆地区得到更确实的体现,这是一个使疆域"领土"化的过程,也是从传统性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化的体现.国际体系的压力导致了国家内涵的改变,但中国的统一内涵并没有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