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所大学与两个时代——天主教震旦大学与辅仁大学比较(1903～1937)

1952年之前的上海震旦大学和北京辅仁大学,同为天主教大学,在性质上前者为耶稣会所有,后者为教宗直属,由不同修会先后办理;在教育理念上,除了为教会和为社会的共同指向外,震旦大学还有为法国的国家向度;在教学上,震旦偏应用、工程,法语优先,辅仁重人文、自然科学,强调国文;在校园文化上,分别有"洋学堂"和"和尚庙"的绰号.本文认为,两校的根本差异代表了中国近代天主教的两个时代:殖民时代与本色化时代,在震旦大学及其代表的殖民地时代由外国人掌握天主教会权力,不尊重中国文化,更多看到中国的实用需求,辅仁大学及其代表的本色化时代则强调国人自立、对中国文化的重视及关怀.     

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转向的内在逻辑

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之后,哲学转向现代形态。“知识形而上学”是近代哲学转向现代哲学的逻辑主线。近代知识论企图为“知识”建立一个绝对可靠的基础,现代分析哲学、诠释学虽然否定了知识论的这种妄想,但他们仍企图通过语言和诠释为知识找寻一种深层的根据;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现代主义则在知识异化形态下引发了对人的存在及其意义的追问,其实质是追问知识的价值问题。这一逻辑转换召示了哲学对科学知识更全面、更合理地把握和理解,召示了哲学向时代敞开。     

中世纪基督教对近代的主要贡献

中世纪基督教从一开始就运用以辩证法为中心的理性方法、被造的自然和感觉经验等论证其教义和信仰,最终确立起近代科学赖以生发的理性精神与方法、自然秩序观和经验信念等几个基本前提。这是中世纪基督教对近代做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贡献,展示了近代与中世纪的根本精神联系和社会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两个关于“世界史”的哲学论述——京都学派与柄谷行人之间

当日本进入太平洋战争与欧美诸帝国进行一场世纪大战时,以西田几多郎与田边元为首,底下包括务台理作、西谷启治、高坂正显、铃木成高、高山岩男及大岛康正等人在内的京都学派因应现实,在哲学理论的建构上提出"近代超克"论。结果带来的是"世界史的建构如何可能?"的历史哲学问题。事隔七十余年的现在,柄谷行人以《世界史的结构》(2010)一书,思考人类如何克服"国族(nation)、国家(state)、资本"在当代所产生的问题,借以建构新的世界史图像。柄谷在该书中透过贯穿"漂泊者、氏族社会/国家/资本/世界共和国(A/B/C/D)"的"交换模式"理论,来取代马克思的商品交换模式,并援用以康德"永久和平"理念为基础的"世界共和国"概念,来提出现今人类所应朝往的理想境地。此种"世界史"结构的论述,在超越"国族、国家、资本"的问题意识上,与京都学派的"世界史"理论截然不同。柄谷借用弗洛伊德的"被压抑之物的回归"说法,探讨超越国族、国家、资本的可能性,后者以大乘佛教的空或无的思想为基础,探讨超越固执于自我同一性存在的可能性,也因此为国族、国家、资本保留了存续的可能性。虽说如此,两者在建构世界史图像时有个共同点,那便是透过哲学的想象力主张"过去不再只是过去,它会透过现在而在未来中被改变"、"未来的形成是透过现在改变过去才可能"。     

犹太科学运动的政治和民族动因

19世纪上半叶,在犹太学领域兴起的科学运动是在欧洲民族主义普遍发展、现代反犹主义加剧的情况下进行的,它的背后潜藏着深厚政治和民族动因。德意志民族主义一方面强化了反犹主义,使得犹太知识精英在文化界特别是大学面临困境,犹太人从痛苦的经历中感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民族存在意识。作为一种正面力量,德意志民族浪漫主义思潮也激发并强化了犹太民族自信心,它与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汇合,为科学犹太学提供了动力。因此,犹太科学运动可以被看作是犹太民族史上的一场文化复兴运动。     

南有达哈北有王马：四大阿訇──近代中国伊斯兰文化的传承者

南有达哈北有王马：四大阿訇──近代中国伊斯兰文化的传承者［台湾］哈吉·艾布伯克·贾福康前言＂四大阿訇＂者，亦即为余前所著明清四大经学家（见《中国穆斯林》杂志１９９６年第１期）之姊妹篇，此四大经学家与四大阿訇，前后共历约四个世纪，按经堂教育创自胡登洲（...     

近代科学奠基者的信仰(续)

十二、法拉第(1791—1867),英国物理学家,化学家,基督教会长老。法拉第以发现电磁感应定律而闻名于世,被誉为电学之父。爱因斯坦在书房里挂着法拉第的画像,以表达他的崇敬之情。 法拉第出生在伦敦城郊一个穷铁匠的家庭,父母是追求敬虔与属灵生命的小教会成员。法拉第只上过两年学,他自习文化,做过卖报童,书籍装订工,他20岁时听化学家戴维的课并担任他的助手。     

近代中国哲学历史观的演进与变革

本文揭示了近代中国哲学历史观的演进与变革,从龚自珍、魏源的变易史观,到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的进化史观,再到陈独秀、李大钊的唯物史观,是一个梯次递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影响最大的是进化论。中国近代的进化论哲学,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反帝反封建最有力的思想武器。而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确立,则实现了中国近代哲学历史观的巨大变革。     

西方自然科学的引进与中国近代哲学的变革

中国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基本处于分离状态,而近代一些重要哲学家则热衷于把西方自然科学原理和概念引入到自己的哲学体系和思想中来,从而使中国哲学的表述方式、思维模式和概念范畴表现出了新的特征。但从根本上说,中国近代思想家并没有彻底完成哲学变革的历史重任,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西方自然科学的借鉴和运用还存在许多缺陷,因而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     

文化民族主义者的文化认同——章太炎民族主义思想探析

作为文化民族主义者的章太炎,一生以弘扬国粹为己任。章太炎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是特殊时代下的产物,与他的家世、人生经历和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密切相关。他通过考证民族源流、梳理语言流变、建立无神宗教、举办国学讲习等途径,来增强国民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章太炎以国学为根基建构民族国家的理论与实践,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具有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