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四川教会医院述论

1892-1949年间,西方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先后在四川共创办医院40余所,并创办了约20所护士学校和大量诊所。这些教会医院对近代西医知识、技术在四川的传播和四川近代卫生事业的发展,曾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全体新论》到《体功学》——我国早期生理学著作的编译和演变

在中国近代的西学东渐中,书籍的编译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传播方式之一.以<全体新论>、<省身指掌>、<身理启蒙>、<体功学>以及日本的<生理>为例,探讨了我国早期生理学著作的编译特点以及演变历程.研究发现,早期我国的生理学著作实际上经历了开创、过渡、再到成熟的三个时期.这些著作对生理学最初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充当了最重要的交流媒介,功不可没.     

辑录禅宗《八家语录》随感

近代人生佛教的倡导者太虚大师曾说过:"中国佛教特质在禅。"事实确是如此,中国佛教绵延至今,法脉传承清晰不辍的只有禅宗。在禅宗五家七宗中,沩仰、云门、法眼三宗至唐末五代就渐渐湮没无闻,只有临济宗和曹洞宗传承了下来,也因此佛教中有"临天下,曹一角"之谓。临济而后,至北宋有黄龙慧南和杨岐方会,形成禅宗史上的黄龙派、杨岐派,禅宗的"五家七派"     

近代科学奠基者的信仰

宗教与科学是不是对立的?在不信宗教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的人所以不信宗教就是因为他们宣称自己相信科学,而宗教是反科学的。他们不能既相信科学又相信宗教,他们认为宗教与科学是对立的。那么,在信教的人中是不是也有人认为二者是对立的呢?虽然我们没有听到哪一位信徒公开宣称自己反对科学,但却可以发现有相当一部分的信徒,他们认为,信仰越虔诚,就应该离开科学越远。譬如生了病,就应该只祷告,求神医治,至于看医生服药是没有信心的表现。鄙弃医生与药物,说得严重些,就是反对科学。信主的人生了病,当然应当祷告,但同时也应该相信医药的力量。《近代科学奠基者的信仰》一文告诉我们.很多伟大的科学家也是虔诚的信徒。他们不仅不认为宗教与科学是对立的,更认为科学是上帝给予人类奇妙的、莫大的恩赐。因此,宗教与科学不是对立的。     

论1848年革命时期恩格斯的民族观

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时期对民族问题的讨论有其特定的历史限度。恩格斯当时尚未自觉区分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这影响了他对斯拉夫等弱小、落后民族的判断。恩格斯当时的民族主义理解杂糅了法国的普世性民族主义传统与德国的排他性民族主义传统,结果是其革命策略陷入两难。恩格斯在努力走出青年时代的激进民族主义情绪,但一方面现实的革命在催化,另一方面革命的恐怖主义再度燃起,这些都造成了他思考民族问题的困难。深入了解19世纪的历史,给予恩格斯的民族观更多"合情"意义上的理解,实际也是一种审慎的"合理"做法。     

近代岭南中医身体观的构建与影响

广东是近代西医学传入中国最早和最重要的地区之一,在近代中国西学东渐愈趋广泛和深入的社会大背景下,岭南中医较早便已开始将西医引入传统中医知识体系中。近代岭南中医家对比和汇通中西医学身体知识,构建新的身体观时,既借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经常使用的体与用、格物与穷理之辨等,来阐发中西医学身体观的差异及其各自优劣所在,又及时引入在当时看来颇为先进的西医解剖知识,加以结合和相互发明。近代医家中西汇通身体观的形成,直接影响了传统中医理论与临床辨治体系的嬗变,影响至今。     

李叔同早年的两首爱国词作

在中国近代的文坛上,恐怕找不出一个诗人,象弘一法师这样享有如此崇高的宗教地位和精神感召力;同时,在中国近代的宗教界,恐怕也找不出一位高僧,象李叔同这样曾有过如此辉煌的文名了。现在,许多人都知道李叔同——弘一法师是我国近代音乐、美术、     

“我的心声”——近访邓裕志先生

迄今,老人不会忘却,1950年当吴耀宗先生征求各地教会教牧同工与信徒,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途径》上签名响应时那欣悦的情景。 正值,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起45周年之际,记者特地采访了当年“宣言”     

明信片上的徐汇公学

徐汇公学,上海近代历史的见证者之一。都说“两千年看西安,五百年看北京,一百年看上海。”整个上海历史可以看做中国近代史的缩影,而徐汇公学也是其中一笔重墨,经过160多年的风雨历程,这座饱经沧桑的晚清新式教会学校还仍然屹立在上海繁华中心,风采依旧。近来偶然看到几张徐汇公学的老旧明信片,是万国邮政联合会发布的,共十张。     

政教关系的重建:马丁·路德与近代政治的起源

马丁·路德通常被视为政治保守的象征,在西方政治思想上备受争议。实际上路德针对中世纪晚期的政教乱象有着清晰的思考,并在实践中重建了宗教改革时代的政教关系。路德的国家观深深扎根于基督教的传统之内,对国家本质的认识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但以两个王国与两种治理理论为基础,在政教关系上做出了对国家更有利的权力划分。路德认为世俗政府应该维护基督教信仰,教会应该专注于属灵事务,同时反对宗教战争,由此进一步划清了属世治理与属灵治理的界限,有利于近代国家世俗化的发展,奠定了近代政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