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如何建立规范的高科技学习运行机制的几点思考

着眼部队指挥干部成长发展的机制建设,是提高军队指挥干部科技素质的重要保证。无论是加快军队院校改革步伐,还是依托普通高等教育培养军队干部,从根本上讲为了解决军事指挥人才的基础素质,尤其是科技文化素质问题。部队则是锻造合格军事指挥人才的熔炉,是实现人与武器装备有机结合,形成现实战斗力的广阔舞台。适应未来军事斗争需要的具有高科技素质的军事指挥人才,只有在部队的军事训练和实际工作中经过严格摔打,才能肩负重任、不辱使命。这就需要部队为军事指挥人才成长发展创造更多的条件,尤其要着眼注重各种有效机制的建设,促使军事指挥人才成为“科技强军”的实践主体。     

文艺复兴艺术理论概述

文艺复兴（意大利语：Rinascimento,由ri一“重新”和naseere“出生”构成,法语：LaRenaissance）是指十四五世纪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兴起,后扩展到欧洲各国,于16世纪在欧洲盛行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带来一段科学与艺术革命时期,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是封建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分界。13世纪末期,在意大利商业发达的城市,新兴的资产阶级中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借助研究古希腊、古罗马艺术文化,通过文艺创作,宣传人文精神。文艺复兴为西欧近代三大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之一。     

傅先伟主席出席第九届“基督宗教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作用及其影响”高级论坛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傅先伟长老于2013年12月3日至6日,出席第九届“基督宗教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作用及其影响”高级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基督教全国两会接待台湾教会访问团一行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傅先伟长老、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高峰牧师于2014年5月19日下午,接待了由中华基督教两岸交流协会理事长魏悌香牧师、副理事长欧阳家立长老带队的台湾教会访问团一行25人,宾主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座谈。     

情绪Stroop效应：威胁驱动还是反应偏差？

为了考查情绪Stroop效应的产生机制是威胁驱动还是反应偏差,本研究进行了两个实验.实验一用一般负性情绪词语和中性词语作为实验材料,实验二用威胁性的情绪图片和中性图片作为实验材料.每个实验均要求一组被试做按键反应,另一组被试做摇杆反应.结果发现,当实验材料为词语时,未出现情绪Stroop效应;当实验材料为威胁性图片时,无论是趋向性反应方式还是回避性反应方式,都出现了情绪Stroop效应.本研究结果支持威胁驱动机制.     

早期亲子触觉经验促进个体社会性发展的心理机制

近期研究显示,早期亲子触觉经验和个体的社会性发展存在密切联系。关于这种联系产生的原因,已有研究多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探讨CT传入神经(C-tactile afferents)及有关环路在其间可能起到的作用。基于已有文献,本文将提出一个综合模型,系统阐述背后涉及的心理机制,着重论证亲子关系、个体探索行为以及与之关联的心理成分在其间扮演的角色,并在此基础上从研究设计的局限、有关变量关系的多元性以及未来可拓展方向对该领域研究进行进一步讨论和展望。     

宗教文化“走出去”的创新机制——以河南少林寺“少林文化”的国际传播为例

中国文化走出去作为当今时代国际文化互动的常态,已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战略和行动逻辑。少林文化作为当代社会国际化过程的中西文化互动成果,不仅承载着以文化呈现国际交流的全球化目标,同时也形成了以民间文化助力公共外交的国家使命。少林寺作为少林文化的传播主体,多年来重视海外文化交流,积极主动走出国门,逐步形成了以少林功夫为中介的文化交流机制,进而在个体、群体、国家三个层次发挥出充分而有效的传播中介作用,结合不同的国际环境,大体形成了欧洲、美国、非洲三大发展模式。少林文化“走出去”具有可持续性的动力与活力,在少林文化国际化的同时成功实现了海外本土社会化的双向建构,最终以“功夫文化”构建了“文化功夫”为基础的中华自信与国际认同,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探索了一条可行的道路。     

控制和外界客体社会效价对身体拥有感的影响

研究采用运动橡胶手错觉范式,操纵了“控制”和“社会效价”两个变量,通过行为实验探讨了控制和社会效价对身体拥有感的影响。结果发现,与“被动控制”条件相比,“主动控制”条件产生了更强的拥有感; 与“不利”条件相比,“有利”条件产生了更强的拥有感。且“控制”和“社会效价”的交互作用显著:无论哪种控制条件,有利条件下的拥有感都显著高于不利条件下的拥有感; 无论哪种效价条件,主动控制条件下的拥有感均显著高于被动控制条件下的拥有感。该结果表明,控制和社会效价是产生身体拥有感的条件。研究结果为提高假肢佩戴者对假肢的心理接纳程度提供了有益的训练途径。     

补偿他人还是保护自己?内疚与羞耻情绪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差异

作为两种常见且易被混淆的自我意识情绪, 诸多研究者对内疚和羞耻的产生前因及影响后效进行研究, 尤其是近年来的研究逐渐关注两者对合作行为的影响。我们通过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发现, 内疚和羞耻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存在差异, 内疚的影响更为稳定及具有普适性, 羞耻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 更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内疚和羞耻对合作行为的不同影响可从动机机制和调节机制两方面进行解释。首先, 动机机制包括内疚对他人的补偿、修复动机以及羞耻对自我的保护、修复动机。内疚对他人的补偿、修复动机主要体现在维护社会互动中的公平; 弥补对他人造成的伤害, 降低自己和他人的痛苦; 修复人际关系, 重新获得他人或自己的接纳与认同。羞耻对自我的保护、修复动机主要体现在释放消极的情绪状态; 维护积极的自我形象和声誉, 修复自我; 保护自我, 防止后续伤害及不良后果。总体而言, 内疚者关注过失行为及后果, 侧重于对受害他人的补偿或对与他人关系的修复, 而羞耻者关注整体自我的受损, 侧重于对自我的保护和对自己社会形象的修复, 基于此, 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内疚与羞耻影响合作行为的动机机制对比模型图。其次, 调节机制涉及到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 其中个体因素包括认知因素、社会价值取向、自我控制能力、情绪特质和情绪状态, 情境因素包括暴露情境和掩蔽情境、实验情境和日常情境、相关情境和不相关情境。具体而言, 内疚对合作行为的影响的较少受情境的限制, 而羞耻受情境因素限制较多, 在暴露情境、相关情境中更能促进合作行为的产生, 而在掩蔽情境、不相关情境中, 羞耻较难影响个体的合作抉择, 且无论是实验室情境还是日常情境, 内疚似乎都比羞耻更易影响合作。最后, 鉴于内疚与羞耻的诱发和测量方法的有效性仍需检验, 两种情绪对合作行为影响的过程机制和生理机制仍不明晰, 个体因素影响的研究尚不充足以及跨文化研究较为缺乏, 未来研究可以从内疚和羞耻诱发与测量方法的有效性, 情绪作用发生的内在过程和生理机制, 情绪影响的个体和文化差异这几方面进行扩展和深挖。     

作为社会动员手段的“斗争式运动”——兼评冯仕政、周雪光、蔡禾四篇文章

冯仕政、周雪光、蔡禾相继发表的四篇文章从政治社会学视角分析了中国国家运动(或曰运动型治理)的起源、机制、弊端,分别构建了三个理论解释框架。但是这四篇文章都忽略了毛泽东时代的运动与后毛泽东时代的运动存在一个根本差别:后毛泽东时代的运动不外乎采用激励、惩戒、竞赛等方法实施社会动员,属于"普通型运动";毛泽东时代的运动除了这些常规化方法外还采用"发动一些人斗争另一些人"的方式,是一种极为罕见的"斗争式运动"。"斗争式运动"的社会动员效力远非"普通型运动"可比,它改天换地的伟大力量深刻塑造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自身。"斗争式运动"的动员效力来自于它的三个基本特征:党的领导、明确的运动目标、高强度内斗争,其中第三个特征最具决定性。"斗争式运动"的优点是可以最大限度地动员存量社会资源以完成某一革命目标,缺点是会不可避免地破坏社会资源的积累和培育,最终降低社会动员效力。它的优点使它在毛泽东时代被一再发动,它的缺点使其难以为继,在后毛泽东时代被放弃。